第二辑廓清史实正视听
2020-03-24 21: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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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中“南阳”的解读

       石小生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一个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目前又没用明确结论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悬案。应当承认,因时代所局限,《三国志》对此问题的记载过于简略,加上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闻见异辞,各生彼此”(裴松之语)的歧异史料在所难免,故在诸葛亮躬耕地的解读中出现有争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正常的。尤其是南阳卧龙岗和襄阳古隆中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中华大地上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当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为了对游客和后人负责而进行的这些争论都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古人也说“知出乎争”。因此,诸葛亮躬耕地的这种争辩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争论的目的是为廓清历史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次争论却不同寻常,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改动和教科书事件均有误导后人之嫌,在史实上也缺乏科学的依据。故我们对此应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还历史真相。应当指出,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争议已久的诸葛亮躬耕地的解析也不例外。从学术研究来讲,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这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这和当前有些地方大争所谓的“名人故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种争辩中,只要双方论者不存偏见,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求是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做到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即便最终无果,但在这种长期认真的探讨中,参与者和关心此事的人均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历史知识,学会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这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学识水平都大有益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对于诸葛亮笔下的“躬耕南阳”,“南阳说”学者的认知比较直白和简单,他们认为,“南阳”就是南阳,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南阳”要么指南阳郡,要么特指郡治宛县。在史书地理概念的表述中,“南阳”除大范围的南阳郡以外,不可能特指郡治宛县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汉水南岸那个当时并不存在的所谓“隆中”。

    而“襄阳说”对此认知则大不相同。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解读此“南阳”。一方面,他们认为:“在记载同一个历史事件时,南阳和宛两个地名同时出现,南阳是指南阳郡所辖地域,而宛则指今南阳市区。”“南阳和宛是两个地域概念。”“绝对不能将汉末南阳理解为今南阳市区。”。“今之南阳市在两汉、三国时都称‘宛’,至隋开皇时,才用‘南阳’之名称县”。 

    但是,到了“襄阳说”在论述“躬耕于南阳”意指隆中时,对这个认知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是以郡名为主的。”“在人物籍贯的记载中,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指南阳郡管辖的一块地方,而不是特指今南阳市区呢?”此外,一些著名学者或多或少的也持有这种观点,如谭其骧先生就说:“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不是指南阳郡郡治所在地宛(今南阳市区),而是指南阳郡管辖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是说今天的襄阳西边的隆中,离襄阳很近,而离南阳郡郡治所在地宛相当远。但在行政区划上,当时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所以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何兹全先生也说:“邓县属于南阳郡。居住在隆中的诸葛亮自然也可说‘躬耕于南阳’了。”也就是说,属于南阳郡的一个地方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襄阳说”学者潘正贤先生研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也得出了四个“意涵”:“1.(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2.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3.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4.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

    那么,对“躬耕于南阳”中的这个“南阳”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解读?

    第一,秦汉南阳郡是在战国楚宛郡的基础上设置的。南阳郡春秋时是吕、申两国地,后被楚文王所灭,先设宛邑,因地名宛而得名,楚悼王时期以今河南南阳为中心的南阳盆地设置宛郡,楚以此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我们知道,范蠡就是“宛郡三户(今河南淅川)人”。 宛,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而“南阳”这个地名,最早并不在现今的南阳,而在今天的豫北焦作、修武一带,以太行以南,河水(黄河)以北而得名。《史记》:“三十三年(前270)……魏入南阳以和。”《集解》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杜预云在晋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阳。秦破芒卯军,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这个“魏入南阳以和”的“南阳”就是太行、河水之间的魏国“南阳”。而今天的南阳始为“南阳”之名则是《史记》记载的:“三十五年(前272),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水经注》载:“(淯水)又南迳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那么,这个“南阳”地名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正义》云:今邓州也。前已属秦,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韩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以上记载,虽文字不尽相同,然表达含义基本一致。“中国之南”中的中国为“中原”或“国中”,“南山之南”中的南山即今伏牛山。我国古代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原则,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 南阳位于汉水之北,又居伏牛山之南,具有方位“阳”性的双重特征。所以,秦置的南阳郡是在战国楚宛郡的基础上沿袭而来的,而隆中位于不属南阳郡的汉水南岸。

     第二,南阳和宛互指的情况最早为战国末期。《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载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西汉另两个富豪是巴寡妇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汉郡名,孔氏却以郡治宛城替代郡名南阳,同句中又有“迁孔氏南阳”之语,所以,这个“宛孔氏”的宛和“迁孔氏南阳”的南阳实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此正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所言:“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之名。二十五年置南阳郡,治宛。”另外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阳郡下明确记载:“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水经注》也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些都说明西汉末年宛县就被称为过“南阳”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还有同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召信臣传中:“(九江)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这里的南阳无疑是指宛城,南阳城北独山上原有三太守祠,祭祀的是西汉召信臣、东汉杜诗和晋杜预,可见在南阳(宛)立召信臣祠确有其事。很明显,西汉时宛、南阳已经同指一地,可以互见、代指了。

    第三,东汉时,将南阳郡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现象更为普遍。《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南阳很明显都是指的宛城,况且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的确又都是宛城。如《后汉书·刘玄传》有“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等记载。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

     第四,同样,南阳与宛城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三国志·杨俊传》中也多次出现“复在南阳”、“再守南阳”之句。然其下文,又有“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之句。这里同一“传”、同一人的“南阳”和“宛”显然是指同一个地方。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也是多指当时的州治襄阳等地,而非荆州全境。如诸葛亮《草庐对》所云,“荆州北据汉沔”。这个“荆州”就是仅指荆州州治襄阳城,而非荆州全境。因为汉水北岸的南阳郡亦属荆州,如果《草庐对》的这个“荆州”是指荆州全境,那么它能“北据汉沔”吗?依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第五,按“襄阳说”的观点,隆中属南阳郡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有史料根据吗?东汉时樊城属南阳郡,但樊城何时称为过“南阳”?邓县属南阳郡,邓县又何时称为过“南阳”?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164)“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没有仅用南阳一词替代的现象。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不包括宛城在内的某地的事例,例如时属南阳郡的樊城、邓县、新野,哪部史书里将这些南阳属地称为过南阳?或者自称为南阳?更不用说当时汉水南岸的隆中了。

     相反,对于现今“襄阳说”学者一致认为的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的“隆中”,习凿齿以及盛弘之、鲍至、郦道元等均明确称之为“隆中”,在“襄阳说”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隆中”所引用的史料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那个地方是“南阳”, 而是反复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沔水又东迳隆中”,“西望隆中”等,最极端的也就是说了“亮家于南阳邓县”的附会之举而已,应当明确,“于南阳邓县”并不就是南阳邓县,更不是将隆中等同于“南阳”,这一点“襄阳说”的学者必须搞清楚,不能含糊其辞!

    如果我们按现今“襄阳说”的观点,硬要将“躬耕南阳”意指隆中,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东晋以后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阳西的这块地方称为隆中的时候,满世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非要将那个地方称为“南阳”。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人脑子出了毛病,要么是诸葛亮,要么是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要么是现今的“襄阳说”专家。依我之见,诸葛亮不会有错,“南阳”就是南阳,无论怎么理解,“南阳”也不可能“意指”隆中;习凿齿等人也不会有错,“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阳城西,无论属不属于南阳郡它都叫“隆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个“隆中”称为“南阳”;那么,最有可能脑子出“毛病”的就是后者,为了区区一地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肆意曲解历史,非要将堂堂的南阳郡“位于襄樊一带”,非要将“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非要说“诸葛亮以郡名称籍贯,意指邓县隆中”,非要强调“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闹出这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第六,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那《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看看一些当代出版物对前、后《出师表》中南阳的注释,前一个“南阳”是隆中,后一个“南阳”是宛城,这是在讥讽我们还是在讥讽诸葛亮?是诸葛亮糊涂弄不清两个“南阳”,还是我们的某些学者糊涂弄不清两个“南阳”?这让后代子孙们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学识水平?

    第七,细看《三国志》,“南阳”这个地名在书中多次出现,各个指向明确,裴松之均没有作注,尤其是在“躬耕南阳”之下没有作注。不仅南阳没有作注,《三国志》里出现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没有作注,因为这些地名就是今天看也不会误解,更何况陈寿(233 ~297年)几乎是三国(220 ~280年)同期的人物,蜀灭时陈寿31岁,三国归晋时48岁,即开始撰《三国志》,汉魏时期那么著名的南阳,他怎么可能搞不清其含义和所指呢?

    第八,《襄阳耆旧记》卷第三《山川》载:“乐宅戍,南阳城南九十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宅。广,字彦辅,善清言,见重当时……其故居,今置戍,因以为名。”(见荆楚书社1986年出版的《襄阳耆旧记校注》第331页,《水经注》认为此条史料来源于郭仲产《襄阳记》)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人也。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8岁,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郎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见《晋书·乐广传》)淯阳故城在今南阳市区与新野县之间,这里边的“南阳城南九十里”的乐广戍显然就是乐广在淯阳的故里,“南阳城”就是宛城,指向非常明确,没有一点含糊。可见,在汉晋时期,南阳城和宛城的互见代指,即可称宛,又可称“南阳”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对上边议论的话题,有位名为东湖更东网友讲得很有意思,特录于后。

    “襄阳说”者有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一说到卧龙岗,他们就说那是宛,不是南阳;可一说到隆中,就说那不是襄阳,是南阳。宛自古就是南阳的首府,也是南阳的简称,宛曾是南阳的郡治、府治的所在地。卧龙岗就在宛城西边7里,可是不能算是南阳;隆中隔汉水离南阳260里,却能算是南阳。隆中离襄阳20里也不能算是襄阳。这种“襄阳说”的道理能说得通吗?合乎逻辑吗?宛就不是南阳吗?隆中就是南阳吗?南阳就是指隆中吗?奇了怪啦!荒唐可笑!

    所以,诸葛亮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之“南阳”,如果不是指南阳全郡的话,按当时的习惯,则一定是指郡治宛县或包括宛县在内的周边一小块地区,而绝不会附会成隆中或宛城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写于2010年12月22日)

 参考史料:《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史记》秦本纪、楚世家、韩世家、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等。


 

躬耕地之争首先弄清楚三个关健人物

           张晓玲

    襄阳南阳的躬耕地之争,已历经了几个朝代,为什么不先从源头弄清楚三个关健人物的言行及历史背景?很明白的事情,又有大量历料佐证诸葛亮躬耕地就是在南阳,但仍被襄人否定。正史被质疑,地理版图被篡改,而拿演义当论据,后世襄人明知前人有误却越走越远,强词开脱圆荒,定是另有目的。

    南阳说

    南阳说的铁证是诸葛亮自已,“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同时又有蜀军北镇将军黄权来助阵,更有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为据。

    襄阳说

    襄阳说的始作俑者是习凿齿,因为他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一个号曰臆断,  这便成了后人襄阳说的依据。 

    襄阳南阳,后世的争论已经到了假者仿真乱真以真自据,真的被动接招阶段,弄清真假重要的是追根求源,从源头对比一下这三个人物的生卒时间及相关事例,孰真孰假已经基本清楚。

     诸葛亮(181—234年),山东瑯玡人,蜀汉丞相。

     黄权(?—240年),四川阆中人,蜀军大将。

     习凿齿(325—393年),湖北襄阳人,东晋史学家。

      亮初亡,黄权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诸葛亮的人,将近一百年后习凿齿才出生,相比之下,谁的言行更可信?刘备、孔明、黄权,三人君臣将帅,对诸葛亮躬耕地的了解程度,难道还抵不过一个他们死后几十年才出生的所谓史学家?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因先秦时礼秩、盗墓、亮薄葬遗命,加之三国时魏武、魏文二帝带头薄葬,后主刘惮一直没答应为亮立庙之事,因此才有民间巷祭悼念。曾被刘备任命为镇北将军的黄权,与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亮故时他已归魏,黄权就在南阳诸葛亮躬耕地修建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后世延续祭祀。南阳人对诸葛亮的祭拜,到元仁宗皇帝时,朝廷指示南阳地方官将祠扩修,朝廷命名诸葛亮庵为南阳武侯祠。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为纪念日, 历代名宦良臣、文人骚客瞻仰诸葛亮躬耕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挥毫一抒襟怀,留下大量诗文祭文,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及至近代现代,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卧龙岗都有公祭,近年更有万人同读《出师表》的盛况。

    “凿好著述,而文辞散乱,矛盾相冲。”晋人对习凿齿记述的真实性的质疑。一个文辞不严谨的人,分不清楚躬耕地与游学地,混淆地域区间,襄阳何时属于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是他自己的家吧?为了著书随意动笔信口一说,成就了千年扯不清的口水战,但后来他又在《襄阳记》里描述南阳郡的地理位置与他的隆中说自相矛盾。即习凿齿说亮家在襄阳,而襄阳又不在南阳郡,啪啪地打了自己的脸。因此晋人质疑习凿齿著述的真实性亊出有因。

     明摆着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要被质疑,显然是故意为之,是想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吗?不怕。

     再来对比一下陈寿、习凿齿的出生年月及著作。

     陈寿(233—297年),著《三国志》。

     习凿齿(325—393年),著《汉晋春秋》、《襄阳记》。

     关于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说的襄阳隆中,翻遍最权威的正史著作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几千字的记载中陈寿只字未提隆中。而习凿齿却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陈寿比习凿齿早出生92年,正史权威更在习凿齿之上,正史只字未提,何来躬耕地在隆中之说?可见这是出自习凿齿臆断。三国时即使有隆中地名,也是《尔雅》中记载的南阳卧龙岗的地貌描述,中间突起,中隆。而不是在襄阳城西。

   如果说对比了诸葛亮、黄权、习凿齿这三人史实,对比了陈寿、习凿齿著述的可信度,明白了习凿齿前后矛盾的襄阳说。亮躬耕于南阳还是会被人故意扩展为南阳郡,那么还有更多史料,佐证躬耕地在南阳。且看下面两点史料中的南阳郡。

    首先是习凿齿又在《襄阳记·汉水》中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与他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之说又互为拆台,襄阳地处南郡,南阳地处南阳郡,“亮躬耕于南阳”又怎么会和汉水以南的襄阳扯在一起?当时的郡县区划皆以汉水为界划分南郡与南阳郡,这个划分是史学界公认的。由此可见习凿齿的襄阳说很快就又被他自已的《襄阳记·汉水》所否定,后世的襄人为什么不以习凿齿《襄阳记·汉水》郡县位置为据?偏信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襄阳隆中?为什么故意选择性失明?

   公元8年12月,王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宛城改名叫南阳,这个记录在《汉书》和《水经注》里均有记载,这是宛城改名“南阳”的最早记录。即在诸葛亮出生的200多年以前,“宛城”已改称南阳。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无论是地理版图上的南阳郡或者南阳城,都和南郡的襄阳扯不上一点关糸。那些臆断诸葛亮口中的南阳为南阳郡,南阳郡管辖襄樊言论的襄人,为什么一定认定习凿齿前后矛盾的襄阳说正确?为什么还要在郡县辖区清楚的情况下扩大南阳郡的管辖范围?甚至不惜把汉水以南的襄阳划归南阳郡,习凿齿一错在先,后世襄人牵强扯证竭力洗白反一错再错,水已被搅浑,索性用更多的造假把水搅得更浑,分不出真假只能让假者有机可乘,真者遭遇李鬼。

    再从两地古迹来看,南阳卧龙岗内古碑几百块,千年以上古树随处可见,襄阳岂有拿得岀手的碑文?唯一一棵三百年古树为桂花树,襄阳古隆中建筑规模宏大,但均为近代所建,例如还未完工就又被有关部门叫停并拆除的庞大建筑卧龙古镇。

    南阳人的厚道仁义名闻遐迩,无论是憨厚或忠厚,皆以忠诚厚道为释意,如一座大山威武挺立,英武之气漫过四面八方,大南阳不必多言,任你风来云去,我有足够的底气,有容乃大,推山不移,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是孔明自己说的。

    民间流传谚语:南阳卧龙岗,风水好,龙脉旺。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是历代王朝逐鹿中原的中心腹地,龙脉兴旺,英才辈出,姜子牙、百里奚、诸葛孔明皆为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智慧良相,甚至还出了一个光武帝王。

   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及通商要道,南阳盆地水丰田肥山川秀丽,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能工巧匠,各路英豪在此云集,造就了远古南阳的繁华盛世,让不少人慕名而来,因此就有了现世南阳遍地的文物遗址,走在街边或郊外,没准你扒开荒草丛踢开烂菜叶子,就是一处贵人坊或汉冶铁遗址,老祖宗为南阳人留下了太多的宝贵财富,让外人眼馋躺在汉画丛中睡觉的南阳人。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历史以此为铁证,孔明自已就是这样说的,别人想抢又如何能抢走?于是大大咧咧的南阳人无视襄人怎么说,谁还能不尊重历史?历史又不是泥巴捏的,然而南阳人想错了,有人就是想用泥巴重塑一个历史,几上京城请砖家,托关糸改教科书误导后代,为躬耕地之争再度添乱,近代又克隆南阳卧龙十景,改地图改地名搬新砖造旧屋,形成现在的规模,把假的做的逼真乱真。

     假作真时真亦假,襄人的一个学生家长高兴地说,将来就不会再因躬耕地的问题纠结了,毕竟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殊不知这是襄人造假的又一新笑柄。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某知名画家也说他还是很偏重襄阳说的,毕竟那里山高路远,适合隐居。但谁又敢说先生是为了隐居而隐居?不是辩论的场合地点,我真的无法展开辩论的架势,但我知道这分明就是被一种误导所致,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对躬耕地的事情本来就是略知一二,说这话的人肯定都不是读透历史的人。虽然《大明一统志》明确了两地关糸“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但从习凿齿把自家的地址说成躬耕地开始,不断有人把游学地与躬耕地混淆,并且总以习凿齿的话为依据,道听途说不追根求源者众。再有今人不择手段为争而争,动用关系修改教科书造古镇,歪说南郡与南阳郡,眼看着误导民众假作真时收效甚好,但也许撼一座山容易,却必然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述面前束手无策,还是孔明英明,为忠厚的南阳人守卫躬耕地立下一道撼不动的历史屏障。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辞典,被称为辞书之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南阳古称“宛”的相关解释:“宛中宛丘,中央隆起比较高的丘。”因中央隆起,简称“隆中”。这是关于南阳古称”隆中“的最早最权威的史料记载。显然所说的“隆中”不是指的山,是中间鼓起的岗丘,《尔雅》这最权威的解释,如此这般权威地记载了南阳卧龙岗的真实地貌,武侯祠内元明清的碑刻中,也随处可见”隆中“的称谓,这压根就和属于南郡的某个克隆的山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于是襄人大作隐居文章,车马不通与世隔绝之地,似乎才是理想的隐居修练之地,殊不知孔明躬耕读书并不是将自已真正归隐世外,他的躬耕地只是在繁华之外的一个相对隐秘之处,南濒白水,北依紫山,耕作苦读四书五经、兵法谋略、周易八卦,并时常游学拜师,历练成长等待时机,他可以随时了解朝廷时政,而在躬耕地不受打挠潜心积累,等待时机施展抱负,而不是躲在山林安享晚年。

     绍兴八年八月十四日,岳飞的队伍路过南阳卧龙岗。与牛皋等人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拜谒先贤智圣诸葛亮,当日遇雨,将士们遂到武侯祠内暂时避雨休整,当晚留下手书《出师表》。

     岳飞在题跋中已说明了抄写《出师表》缘由,交待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心情:绍兴戊午八年秋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  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如雨下,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岳飞手书的《出师表》,后来被襄阳人复制了相同的一份,但却隐去了题跋,怕什么呢?当然怕的是岳飞抄写《出师表》的时间地点,造假者当然心虚,该抢不该抢的都想据为己有,自然成为了笑柄。

    “鞠躬尽瘁”、“精忠报国”,出师未捷,壮志未酬。岳飞拜祭孔明,蘸英豪之气,挥笔苍劲峭拔,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英雄浩气永在南阳卧龙岗的苍松翠柏间,后人再读岳飞手书的《出师表》碑刻,设身处地,联想岳飞当年祭拜褚葛亮时的彭湃心情,泪目者众。如古人所说,读《出师表》不落泪者有不忠之疑。历代英雄豪杰祭拜孔明,留下许多诗文墨宝,赫然成碑廊,与岳飞手书的《出师表》相映生辉。如今卧龙岗的碑廊前,常引众多史学家感叹,而岳飞手书的《出师表》更是被誉为南阳一宝。

   明世宗皇帝朱厚熜曾钦定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地。宋朝诗人陆游曾写诗赞道:“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刘禹锡也在《陋室铭》中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李白几次游南阳,写下《南都行》感叹:“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因为《出师表》,诸葛亮与岳飞忠臣良相共鸣感天泣地。解放后更是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及文化学者的深切关注。

   1958年夏季,毛主席视察河南时,提出了赴宛的要求,因南阳未通火车,但毛主席却说:“古人讲‘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南阳不通车,我可以骑毛驴去嘛!”因颍河涨水,许南公路阻断,未能成行。

     1958年11月11日,毛主席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召集洛阳等4个地委书记和南阳等7个县委书记开座谈会。毛主席第一个提问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一见到南阳人,就想起诸葛亮,问及小麦单产、人均食用粮油,突然话锋一转:“你知道诸葛亮是哪里人?”这个话题让魏兆铭有点措手不及,毛主席问吴芝圃:你可知道诸葛亮为何落户南阳?诸葛亮若不是迁居南阳,陈寿、罗贯中就写不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了!毛主席还说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琊,避难于隆中,躬耕于南阳,拜相于成都,死于五丈原。毛主席是军事家战略家,熟读史书,曾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中引经据典述说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些事例都充分证明了他对南阳诸葛亮躬耕地的肯定。后来他多次畅游长江又食武昌鱼,却没要求过去研究襄阳隆中?那是他老人家早已认定躬耕地就在南阳市。

    真不知道襄阳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多远。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且么说南阳知府顾嘉蘅是怎样的一个和事佬,卧龙岗上那一副非常著名的对联是怎样的折中,或他想说什么,但终归藏而不露,毕竟他表达的意思是大家都不要争了,你们又没有发现一个当年孔明吃饭用的碗啊盆啊的什么考古文物,没有有力的证据就把争端都先放下,先让先生安息,或许等几千年后先生会自然醒来,等待让历史说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南阳的父母官在任期间,曾经对卧龙岗武侯祠做了大规模的修建工作。

     新一轮的口水战又被襄人无端挑起,南阳人又一次被动接招,狼烟四起之时,中央电视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共同推出的《每日人文地图》栏目,于2019年10月2日这样介绍河南省南阳市:南阳,古称宛,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南阳是古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是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扣马谏王”之地,蜀汉丞相诸葛亮躬耕之地,著名的秦楚丹阳之战和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故事的发生地。南阳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枢纽工程所在地和重要的核心水源区之一。主要景点有伏牛山自然保护区、丹江湿地自然保护区、老界岭景区、紫荆关古建筑群等。官方再一次发声,无论你服与不服历史都不容篡改。

    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南阳是躬耕地明明白白,为了旅游把襄阳打造成一个诸葛亮游学之地又有什么不可以?于其千年口水仗一路败北,堂堂正正树一块民众皆都认可的诸葛亮游学地招牌岂不更好?为什么不再仔细想一想,关健之时南阳总是不战而胜,那都是因为真的就是真的,更有孔明冥冥之中显灵护佑。

    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隆中对复出的背后”一文中,所披露的罗市长带队五次上北京“做工作”的许多细节,不知是为襄阳的当政者歌功颂德,还是告诉天下大众,如今的襄阳隆中就是这些前赴后继的造假者造出来的规模。襄阳人改地名改山名改教科书易如反掌,终会反被聪明误。被轻易就篡改了的教科书,在大众的质疑声中教育部已明确表态,将在2020年秋季教材中重新改回来。

    想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只有等鸡蛋孵化成小鸡,那是孵化的规律,但是在鸡蛋的阶段,肯定是挑不出骨头的,如果非要证明可以,那已经不是鸡蛋了,证明无意义。

    想把南阳换成襄阳,套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狡辩,一路圆谎造假,那也只能是造假膨胀的过程,只能乱真却不能成真,造假无意义。

    襄阳人,该回头时且回头吧,不可不顾史学大论与史实,选择性地失明于正史记载偏执臆想下的襄阳说,明知前人有误却一错再错,圆不了的谎言洗不白的黑,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来陪葬。别再为了眼前暂时利益永失大局,更重要的是,别再为南阳卧龙岗的诸葛亮躬耕地长期持续地打免费的广告了。

 

参考书: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

   《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五,国学整理社,1936。

   《南阳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李保铨《毛泽东瞩目南阳》银河出版社,2000年7月。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汉水》中华书局,2018。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刘太祥

诸葛亮是山东临沂市人,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南阳、襄阳都去过,巴蜀也去过。这些地方就留下了他生活的很多遗迹,都建设有纪念诸葛亮的祠堂。但是,他的躬耕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南阳。请看文献记载:

一是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在给后主刘禅上的奏疏《出师表》中回忆他在建安二年(197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的十年青年生活时,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二是《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自己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 ”此处的“仆”是诸葛亮的谦称,“躬耕南阳之亩”与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三是唐朝宰相裴度是迄今著文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名人之一,他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

从最早的、最权威的史书《三国志》的记载和诸葛亮的文集的记载看,诸葛亮只说过“躬耕于南阳”,但没有说出具体的地点,从来没有说过“躬耕于襄阳”,更没有说过“躬耕于隆中”。诸葛亮的所有著作以及《后汉书》、《三国志》的正史文中都没有“隆中”这个词语。所以,躬耕地只能在南阳,与襄阳、隆中无关。

那么,说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来自哪里呢?应出自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东晋初年王隐《蜀记》记载了刘弘、李兴参观隆中及李兴所写的《诸葛亮故宅铭》中说“至隆中,观亮故宅”。其后,襄阳人习凿齿写了一本《汉晋春秋》的书,说诸葛亮“家”在襄阳西邓县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个说法有两个问题。其一,史实根据不足,在史书中被评价为不靠谱,属于写小说的,是错上加错、以讹传讹。其二,“家”“宅”与“躬耕”地是不同的概念。诸葛亮的“家”“宅”可以很多,在襄阳有一个也属正常。但是跟“躬耕”地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诸葛亮的确在隆中有个“家”或称“住宅”,诸葛亮住在隆中也有证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说的是“寓居襄阳隆中”,但为时不长,从兴平元年(194)开始,大约到建安元年(196年)就到了南阳。

隆中不是“南阳”,“南阳”也不能指隆中;同时,隆中也不属于南阳。《后汉书·志·郡国四》载:“南阳郡,洛阳南七百里(汉制,约今500里),三十七城。”这说明东汉、三国时,“南阳”一指南阳郡,二指南阳郡治(宛)。所以,隆中不是南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197年——207年),隆中属南郡襄阳县管辖。“南阳”和隆中之间隔着汉江,南阳不管汉水以南的隆中。建安十三年(208年)前,南阳郡、南郡以汉江为界。《南都赋》载“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连“襄阳说”鼻祖习凿齿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北是南阳,自汉以南是南郡”;《资治通鉴》说“孝敬皇帝(汉献帝)……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所以位于汉江以南的隆中属南郡、襄阳管辖,更不属邓县管辖。

隆中一带不是“草庐”。 据历史记载,襄阳隆中一带是“宅院”,如习凿齿《襄阳记》记载“襄阳有孔明故宅”,即砖瓦房,和诸葛亮说的“草庐”根本不是一回事。“襄阳说”认为诸葛亮自谦,即“草庐”实为宅院。

诸葛亮在南阳的叶县、方城、新野、唐河、卧龙岗都留有活动的遗迹,说“躬耕于南阳”是省略了具体地点,也体现出了“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称孔明为“卧龙”的说法出现较早,刘备屯扎新野时,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所以,才有刘备到南阳卧龙岗三请诸葛亮。诸葛亮躬耕地称卧龙岗是有依据的。唐宋的文人学者诗文中多数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元明清官修的志书也认为卧龙岗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刘备三顾地。

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

《大元一统志》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内,诸葛亮孔明躬耕地。”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的历史地理专著,该志书卷30南阳府《山川》条中称:“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世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该志书在卷30南阳流寓条又称:“诸葛亮,本琅琊人,汉末避乱,寓居南阳之西岗,躬耕陇亩。”

清彭而述在《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称:“史称建安十三年,昭烈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南阳西七里许,相传为卧龙岗,即躬耕旧处……”

既然诸葛亮“躬耕陇亩”、刘备“三顾茅庐”都在南阳,诸葛亮为刘备提出“三分天下”的建国策略,应该称为《草庐对》,不能称为《隆中对》。实际上陈寿编的《诸葛亮集》早已散秩,残缺不全,该篇对策原名早不可考。现在的名字都是清人加的。《隆中对》最早出自康熙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所编的《榕村雨露》,而《草庐对》最早出自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1776-1848)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不论两个名字出现的早和晚,以符合历史实际、起名准确为基本原则,《草庐对》起名准确、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成为诸葛亮对策的篇名。

诸葛亮(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他的智慧和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诸葛亮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楷模。二是因其足智多谋,成为后世“智慧”的化身,号称“智圣”。 三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后世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意思是不追求名利才能使志趣高洁,平稳静谧心态,不为杂念所左右,静思反省,才能树立(实现)远大的理想目标。四是诸葛亮依法执政,“挥泪斩马谡”。五是诸葛亮知恩图报,“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六是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他14岁到南阳,一直到25岁出山,10年都在南阳生活,受南阳文化的熏陶和滋润,形成了“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的草庐对。诸葛亮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适逢南阳市建设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作为河南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以“智谋天下、传奇卧龙”为核心理念,紧紧围绕武侯祠与汉画馆两大独特文化元素的提升,突出“智慧文化”这一鲜明特征和重要标志,以打造“中国第一智慧文化集聚区”为总体定位,走一条文化产业集聚区创新发展的“南阳模式”之路。因此建议在南阳市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卧龙国际讲坛、卧龙书院、卧龙学术研究中心等平台,把诸葛亮文化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的智慧文化的高地,让诸葛亮的智慧和精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的路线图

      乔治邦

 

建安六年,作为刘秀东汉政权的发祥地,新野又迎来了一位“手垂过膝,大耳垂肩”的贵客,并由此拉开了其成为三国蜀汉出征地的帷幕。《新野县志》载:“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刘备屯兵新野,筑城操练,以御曹兵,十三年即208年秋,弃新野,退兵南下”。

也就是说,自建安六年至十三年这段时间,刘备屯驻新野。而在这个时间段,无论是在南阳,还是在唐河或新野,诸葛亮与刘备便常比邻而居。

此时,“诸葛四友”的徐庶、石广元、孟公威大都已各名心迹或相继各奔其主。《魏略》记载了这个时期诸葛亮和这三位挚友之间的一次对话:诸葛亮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后来孟公威投奔曹操,诸葛亮道:“中国绕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及至看到石广元、徐庶等人在曹营的地位后,诸葛亮又叹息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我一直认为,胸怀伊吕遗风、“每自比於管仲、乐毅”的诸葛亮,当“汉室分崩慨狼噬”,其躬耕南阳,并非终老林泉不问世事;其“立品于莘野渭滨之间”,藏器在身,开始也并非单纯是为了等待刘备的三顾。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是自谦之词,“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亮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解道。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因这一份抱负与理想,为了能进一步亲身感悟和了解、判断当时是否还能匡扶得起的汉室正源,还有那些逐鹿中原、并吞八荒的诸路军阀豪强的志向与为人,诸葛亮来到南阳隐居求志,以择明主,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这句话,才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就已萌动孕育的初心壮志。

清邬景从《南阳卧龙岗记》有一段碑文写道:“吾谁与归?当二汉之季,天下大势在荆州,宛介方城汉水间,通许洛而控江淮,尤三国必争之地也。汉且复西两川,门户将有所豫附,而刘表辈非戡乱才,其时其地其人,公仰观俯察已久。。。”

对刘表的观察评价是必然的,作为与刘表及荆襄望族蔡、蒯、庞、黄有着姻亲关系的诸葛亮,如果想在刘表手下混个一官半职,那简直易如反掌。但因对这位举断不明、连保境守成亦是问题的暮气军阀洞若观火,诸葛亮恰恰没有去登这个近水楼台,甚至因此躬耕于南阳,有意与襄阳各方保持距离;并在《草庐对》中将这处其早已洞察的软肋作为献给刘备的立足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诸葛亮也从未将曹操视作可以投奔的对象,人们常常以为是因诸葛亮看到曹操手下人才众多,恐难有发展空间,故“宁做鸡头不为凤后”,但这只是次要原因。有着“宗本之心”和浓重忠君思想的诸葛亮一直以匡扶汉室为目标。三顾茅庐时,其即指明“汉室衰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曹操自当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属于对立和讨伐的军阀集团。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是江东集团,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自诸葛玄带着诸葛家族西迁后,独自留在琅琊侍奉继母,后因徐州战祸而南下江东,投奔孙权。诸葛亮没有前去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孙权少年英雄气量不足,“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关键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江东孙权不是汉室的正源分支。

那么,河北袁绍、汉中张鲁、关中马腾韩遂、辽东公孙氏、岭南土燮等皆“不足数也”,更不在考虑之列,除此,还有一个益州刘璋,但其暗弱无能,难成气候。

此时,天下虽群雄竟起,狼烟遍染,但就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所说:“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扩大,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的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份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份观念”。

诸葛亮开始一定曾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汉献帝刘协身上,意欲效仿荀彧做一名柱天贤相能臣,奉天子,施号令,匡正时弊,拨乱反正,以“匡振汉朝”。

说起来,诸葛亮与刘协两人同一年出生,而且都在年幼时失去双亲;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一份重整朝纲、中兴汉室的目标。而更巧合的是,公元234年,两人相继归天。

终其一生,两人终于失之交臂。但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却似心有灵犀,皆矢志不渝于匡扶汉室的心愿。

不过,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发生的“衣带诏”事件,一定让时值青春激荡的诸葛亮初步了解了牵扯其中的刘皇叔:汉献帝不满曹操大权独揽,不甘心作为傀儡,乃暗下衣带诏,令董贵人之父车骑将军董承设法诛杀曹操,董承遂与左将军刘备、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人一起密谋,结果事情败露,董承等人被曹操诛杀;次年,曹操亲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再附刘表。

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刘备奉刘表命居新野,“备时羁旅,客主势殊”,为刘表镇守北大门。刘备据守新野,“表疑其心,阴御之”,加上秦汉时期普遍实行的《擅兴法》,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命令而擅自调兵或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所以刘备只能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越雷池半步。包括其在新野期间,曾于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使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无一不是受刘表节制与安排。

是故,刘备断然不能不顾刘表疑忌而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新野说虽然强调刘备也不可能到百里之外的宛城,但从这两次战役来看,新野至博望至叶县这个区域或许就是刘表准许刘备的军争范围,所以,刘备三番五次到宛城可视为正常的职务行为。

而刘皇叔三顾茅庐而两次不得见,或许诸葛亮就是游历或小住在唐河或新野这其中一处的缘故。

而也就是在新野唐河期间,自“衣带诏”事件中刘备所展现出的以身许国的果敢胆略外,诸葛亮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又更加近距离的观察洞悉了这位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但四处羁旅奔逃却坚韧不拔的“大汉皇叔”。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这是陈寿后来在《三国志》中对刘备的评价,而此时,“刘皇叔,新野牧,自到此,民丰足”,这段在百姓中口口相传的民谣也一定让诸葛亮有所耳闻,并对刘备那几次包括“火烧博望”在内的颇有斩获的战斗有过研判。这场战役,也充分说明了张绣降曹北上后、刘表已趁机占据填充并力图向北扩展宛城这个至关重要的地理空间。也就是说:时宛城在刘表之手。

而一定,就是通过“衣带诏”事件中刘备作为汉室宗亲的作用以及这些耳濡目染爱民仁政和军争谋略的细节研判,诸葛亮断定时已年近半百、屡败潦倒、仅有立锥之地的刘备不仅仅是一个大耳长臂、织席贩履之徒,也不是一个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的酸腐之士,更不是一个优柔寡断、只会哭天抹泪的胆怯懦夫,而也是一位胸有大志、潜龙在渊的当代枭雄,那句曹孟德口中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断然不是一句戏言。

“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三国志》裴松之的评价也许正是诸葛亮的心语。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因正因为此,诸葛亮心中的砝码渐渐偏向同样寄刘表篱下而韬光养晦的刘皇叔。

那么,曾有民间故事说诸葛亮曾到新野县城卖柴,甚至《魏略》《九州春秋》等言诸葛亮曾主动到访过新野刘备处,也应不只是空虚来风。

只是两人彼此了解尚还粗浅,仍需一段在传言中深入试探、落实的过程和外部形势的变化发酵,双方鱼水之交的携手机缘还未水到渠成。这也铺垫了后来刘备之所以“猥自枉屈”“三顾茅庐”恭请诸葛出山的前因。

“琅琊何事到南阳,佳气葱葱旧帝乡”。清人汪介人在所著《中州杂俎》中,对有诸葛亮“躬耕南阳”有过基本系统的分析与记述:“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之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582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主国隋时物,则去三国未远,当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明嘉靖叶县志》记载到:“诸葛坟墟在县北平山下,有一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此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本琅琊人,避地而西,盖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又云:“诸葛武侯庙,在平山下西南,据断碣云;旧有诸葛坟墟,今止有庙,坟墟不知所在。。。。”
“诸葛遗墟委杉松,石坛映霭寒云封”,诸葛遗墟也和“王乔飞凫、叶公画龙、问津古渡”等名列“明朝叶县八景”之中,可见这里遗墟和诸葛庙的规模与香火之旺盛。

《平顶山地名志》收录了诸葛庙这个村落:“以原有诸葛庙而得名,据叶县旧志载,明嘉靖年间重修诸葛庙时,发现隋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断碑一块,仅数十字,内中说高阳华里有诸葛旧坟墟,是诸葛亮随祖父自琅琊内迁时,在未到南阳前,先住过此地,其祖父病故后埋葬于此,诸葛庙即建在坟旁。因城市建设,庙毁于六十年代。”
“金鸡冢,疑此冢即孔明父祖葬处”,而诸葛坟墟也并非仅一座墓冢,应为其祖父、其父、其叔父等所组成的诸葛家族墓园。

金鸡冢今已无存,但据悉该处今尚有一小区名叫“金鸡岭”。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就是诸葛庙旧址,今还有一条“诸葛庙街”的街道及诸多与“诸葛庙”有关的名称。

更有一通《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所撰。几年前,我们在平顶山博物馆找到了这块碑的拓片,碑文中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此地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 

当然,碑文上有“去先主见武侯于隆中之岁”的文字,但这又正如我一直所坚持的:躬耕南阳说,不能避讳“隆中”两字,隆中不是襄阳的专利。《尔雅·释山》有“宛中,隆。”南阳卧龙岗即为典型的宛中隆起的地型。

南阳碑文史料中亦多次有以“隆中”指代”卧龙岗“的记载,如明驸马都尉邬景和《祭诸葛忠武侯文》:“养高隆中,隆中,非三顾不起”;又如明叶桂章《助修武侯祠宇记》云:“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树森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又有明雷鸣春《祭文》“抱奇才于叔世,完正气于隆中”等等不胜枚举。而明孙哲《祭文》则更明确的将南阳与隆中一体并称:“往寓南阳,躬耕自给;养静隆中,长吟抱膝”。

在查阅《平顶山地名志》一书中,发现平顶山东、叶县东北还有一处叫诸葛庙的古村落,即西湖村诸葛庙。《清同治叶县志》在沿袭《明嘉靖叶县志》中关于诸葛武侯庙的记载后,又补充写到:“县东北三十里西湖村,亦有诸葛庙,咸丰八年重修” 。

“初平中中州兵起,韬乃与庶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而也许,就在寓居平山这个时期,诸葛家族就与颍川人士后成为诸葛亮老师的司马徽及之友的徐庶、石广元等有过接触,并在兵荒马乱之际,共同探讨过南下以避乱求存的计划。这也或是司马徽及徐庶、石广元等先后来到荆襄的一个缘由。

平顶山张店村是汉留侯张良故里,这座布局奇特的古村里有一通石碑,碑文今已漫漶不清,据记载为:“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踪。。。拜留侯。。。吾辈叹之敬之效之”。

这段文字清晰的记述了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这年春天,诸葛亮和徐庶这两位意气奋发的青年才俊寻访拜祭留侯张良,并有感而发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的功勋。时诸葛亮正值弱冠之年,这一次拜祭一定在这两位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点燃了他们敬而效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这次同行的时间很有意义,这是诸葛亮为其逝于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的叔父诸葛玄守孝满三年之后,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诸葛玄逝后诸葛亮扶灵归葬高阳华里的推测。平顶山的诸葛庙、高阳华里、西湖村诸葛庙这三处地方紧密相联,不可不察。

而也就是在这个守孝期满,诸葛亮离开平山,结庐躬耕于石峡口,好友徐庶这次专程前来看望陪伴。 

明嘉靖《裕州志》记载:“诸葛庵在石峡口东,世传诸葛孔明始结庵于此,后庵为火毁,遂居南阳。今人仍建茅庵庙,有小石记”。
清乾隆《裕州志》亦记曰:“顺阳石峡州东九十里,世传孔明先生于此结庐,后乃徙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在卷五人物志流寓中又记:“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
民国三十一年《方城县志》也记载到:“茅庵寺在小史店西南十二里,相传为诸葛武侯初结茅庐处。”上述州志和县志的记载都充分说明,方城石峡口茅庵寺,是诸葛亮最早的结庵躬耕处。

而自平山诸葛庙到西湖村诸葛庙,再到石峡口,这是沿平山经舞阳东去山东、南到裕宛的陈宛古道。孔子东游子路问津便发生在这条路上。诸葛亮在石峡口这里结庐而居,或许当初还有这样一个心结:他乡已无亲人、不如归去家乡的念头。这个时间,徐庶的到来及同拜留侯的感触改变了他的想法。

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曹操破袁绍军于仓亭,刘备投奔刘表,并奉刘表之命进驻新野。

正因为曹操大军的再一次南下,也因为徐庶的这次前来再次说到了刘备这个名字,诸葛亮也结束了其在平山和方城石峡口这即将成为四战之地的隐居躬耕生活,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这次同游后的进而入仕、为帝臣王佐以建功立业的思想,其来到史有“形胜之地,沃野之墟”且又有“南北腰膂”之称的南阳卧龙岗躬耕读书,静观天下,以待时日。

“半山风雨三分外,满架图书两汉年”。也就在这个时间,刘表不忘旧情和亲属的关系,任命其为一名农官。此前,曹操与袁术、张济、张绣、刘表在南阳区域转寰拉锯征战,宛城一度成为军阀征战的战场,并亦几易其手,建安元年,张济张绣自关中引兵屯宛,次年至建安四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干戈俶扰。

值汉室板荡,兵燹连绵,百姓不得安宁,无论是家乡,还是中原,都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故诸葛亮方会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感慨。但在此后较长一个时期,曹操的主要精力在与袁绍争雄北方,无暇南顾,荆州刘表趁机攫取了盟友张绣屯宛的大部地盘,从容自保,境内战乱减少,生存环境相对安宁。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军事形势下,“南阳一布衣,躬耕尚古处”,于是南阳本地又产生了躬耕地卧龙岗说、新野说、唐河说、方城石峡口说、方城拐河说等。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曾此乐耕锄。

而这几处与诸葛亮有关的地方,其实都有清晰的脉络和路线可寻:遭汉末扰乱,诸葛亮随家族从琅琊避地而西,先到叶县之平山下;“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属豫章任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和其弟诸葛均还有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南下豫章南昌;及至“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遂又到襄阳投奔荆州牧刘表,此襄阳所以有诸葛亮故宅也;

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这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标志性事件。叔父诸葛玄役,诸葛亮扶灵柩北归至高阳华里,其先在平山的两处诸葛庙村结庐守孝、居住生活;
三年守孝期满,诸葛亮再徙于方城石峡口结庐而隐,此乃“始结庵于此”;而后又寻徙入南阳卧龙岗躬耕,期间又尝寓居于新野唐河。而拐河应为后世建庙纪念祭祀的所在,此即“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卧龙岗草庐之中,“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这短短的十余字,被罗贯中在几番造势后又用了《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整整一回的篇目演绎成为一段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

三顾,在《三国演义》中被讲述为刘关张三次去拜访诸葛的曲折故事,但由于神龙见首不见尾,只在最后一次方得以相见,并一见如故乃至一见便定了终身。

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刘备在自感“左右不得其人”,缺乏运筹帷幄、谋深虑远的谋士,求贤若渴;而且此时曹操铲除袁绍集团、初定北方后势必挥兵南下,为图霸业,居安思危,必须招贤纳士。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刘备终于又想起这位有经天纬地之才、曾经见过面的青年才俊,于是放下身段,诚心相邀。

这也是诸葛亮加盟后刘备一开始依旧倚重徐庶而没有委托其军政重任,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的缘故。

但毋庸置疑,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风云际会,那一年,刘备49岁,诸葛亮27岁。

诸葛亮和盘端出那篇直达刘备内心、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草庐对》,“君臣相遇,握手数言,天下大事,密定于草庐之中矣”。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也才有卧龙出山和此后诸葛亮终其一生“遂许昭烈以驰驱,兴废辅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舜业尹功;而刘备也因这礼贤下士的精诚胸襟奠定了其三足鼎立的霸业宏图;并一起成就了历史上君臣同心同德的标志典范。

除了鲁肃与孙权的“榻上策”,【南阳访古之185·寻找黄权墓】系列还曾经讲述过另一段堪与此《草庐对》媲美的君臣对:“在黄祖战死夏口一战中,祖籍南阳的甘宁甘兴霸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并在建安13年即诸葛出山的次年与孙权有过一次畅谈。

“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兒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甘宁与孙权的这一番对谈,不啻是又一篇《草庐对》,并成为东吴借以立国、图谋天下的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

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无论是蜀相诸葛亮,还是东吴的甘宁,亦或是曹魏的许攸等等,南阳实谓孕育人才的一方宝地。
“花香高阁近,此地籍卧龙”,躬耕地,有这几处实属正常,也正说明了诸葛亮所说躬耕南阳而不是躬耕宛城的原因。不过,新野和唐河的诸葛庄出现的时间应不是建安初年即公元197--199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张绣期间,而应在其后张绣降曹北上且诸葛亮自石峡口南下躬耕南阳、其受命为刘表农官后出现的。

豪气乾坤大,忠肝日月光,至今乡父老,犹自说孔明。

本来襄阳为寓居地、南阳为躬耕地泾渭分明,但襄阳却一直在躬耕地问题上纠缠,这造成了南阳襄阳数百年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南阳要仔细梳理、系统讲述并用好打造好这张名片,而不可各自表述、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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