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张景造土牛碑》拓片
丁小琪/文
在南阳卧龙岗诸葛武侯祠汉碑亭内,镶嵌着三通南阳出土的汉代碑刻:《张景碑》《李孟初碑》《赵君碑》。其中《张景碑》出土较晚,但名气不减;字数不多,但价值不菲 。
《张景碑》主人是何方神圣,身价如此不菲?近日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张《张景碑》原石拓片,售价高达99999元,近十万的身价,况且还是张残碑拓片,隶书碑文,仅残存12行,满行23字,共计229字,可识者只有225字(见上图),平均每个字单价444元了。
《张景碑》出土时间较晚,字迹清晰度高,碑文虽是公文体,但章法严整,字体端庄,鱼丽排叠,鳞次栉比,横扁平整,波磔有度,从容秀雅,方圆兼备,隽永秀劲, 顾盼自如,上承古篆,下开楷则。最绝妙的是"府"字的长长拖笔,如长空奔雷,似晴天霹雳,又若银河垂挂, 书写者的情绪想必达到了巅峰,飞瀑一般倾泻而下,打破了章法传统,霸凌之势,悬剑立刀;再往下有几处连续的大空白,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用笔,出其不意地渲染出了"洞达透气"的视觉效果。书法艺术之精湛堪与汉代著名的《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相媲美。《张景碑》是汉代碑群中成熟隶书的典型代表。
1958年春出土的《张景碑》,纯属修整街道时的一个意外发现,在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的泥土里,一䦆头下去,哐当一声响,挖到了此碑。随即移交市文化馆保存,1959年迁至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张景碑》全称《汉张景造土牛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立于东汉延熹二年(159年)。碑身四周皆残,顶部碑穿尚隐约可见,穿内有晕弦痕迹。和多数碑刻一样,丹书人不详。张景本人史书也无记载,根据碑文内容大致推测张景应为当地的一名乡绅。
《汉张景》碑文内容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郡太守下发的“告宛”人公文,即同意张景“愿以家钱”承包修造土牛、瓦屋、栏楯设施及梨、耒、廾(草)、席(竹席)等一切春祭用具,并因此申请免去他家世代的劳役;第二部分为宛令右丞命追皷贼曹掾(官职名)写移交件,遣张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栏楯拾尺”等什物的公文;第三部分文字缺失过多,从现存的文字可揣测是追皷贼曹掾所述的“告宛”人文告。
一文公告就有这么高的身价?大概有。且往下看。
《汉张景造土牛碑》碑文中多出现“府告宛””告追皷贼曹掾”等表述方式。大学者王国维对《敦煌居延汉简》上类似的文字有相关注解:“尉融使告部从事移”“此所告之部从事,盖即部敦煌郡从事也”,凡汉时文书云‘告’者,皆上告下之辞,若他都尉对刺史属官,非其所属,不得云告。”可见,“告”字多出现在汉代公文中,是上级官吏对所属下级官吏的指示用语。
《汉张景》碑文内容就是南阳郡守对下级发出的告示文书。
若用“敢告之”“敢言之”,则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恭敬用语。如《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记载“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乾……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汉书·王嘉传》:“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这里的“敢告之”的就是下官对上司的恭敬用语。
《汉张景造土牛碑》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公文的一些常规格式及称谓用语,汉代对官方公文用语有明确等级之分,不得僭越乱用。
碑文中还涉及到一些汉代地方官职,如县吏、列长、伍长、大守丞、右丞、追皷贼曹掾等。县吏指一般的地方县府官吏;伍长在《后汉书·百官志》有载:“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由此可知,伍长为东汉最小社会组织的掌事之人;大守丞即太守丞,《后汉书·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而列长、右丞、追皷贼曹掾这些官职在汉书中均无记载,此碑文的发现则又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张景造土牛碑》有着石质史书的特殊价值,是史学家不可多得的史料佐证。
那么,张景何故造土牛?
据两汉撰集的儒家之书《礼记·月令》记载:“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天子)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由此可知,造“土牛,以送寒气”是天子之命,也是朝廷律令。作为南阳郡丞太守必须奉命行事,造土牛,祭“立春”。
古人对“立春祭祀”这个节气非常重视, 说是“国祭”也不为过。据《后汉书》之《礼仪志上》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可见,汉代的立春祭祀仪式是非常庄严隆重的,时辰有准确规定,衣服、帽子、旗幡的颜色也要整齐统一,每年立春之日,京师百官都会在凌晨五刻之前皆穿青衣、服青帻、立青幡,并把早已造好的“土牛””耕人”等春祭用品装置于城门外,祭祀天地,迎接“立春”。
既然每年立春都要造作置办这些春祭用品,乡民张景愿意承接这个活儿,那干脆应允他,也省去衙门的很多麻烦,况且,人家张景每年造土牛、修瓦屋、做栏楯以及梨、耒、廾(草)、席等祭祀用品也要花不少银两的,干脆就免去他家世代的劳役算了。就这样,一拍即合,太守立字为据,刻在石碑上,立在南阳南城门,告示全民。
《汉张景造土牛碑》上的故事大抵如此。
立春祭祀习俗,在我国古代,是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立春俗称“打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居岁首,是冬与春的临界点,人们常于此日开展祭祀活动,祈福去祸,昭示吉祥,大地回温,万物复苏,开播农事。
塑造土牛始自周代。春牛是用泥土塑的,故又称土牛。那时的土牛是寒冷的象征,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
秦朝时,于农历十二月,朝廷令造土牛以送寒气。
汉以后“造土牛以劝农耕”,土牛成了春天的象征,故又称春牛;鞭打春牛被称为“鞭春”。(《后汉书•礼仪志•立春》)
《礼记·月令》中记载,立春之祀的地点在东郊,因春神句芒居住在东方,东方为春,象征草木与生命,因此,春神句芒又称“青帝”,立春祭祀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汉代继承周俗,天子迎春于东郊,着青衣,祭句芒神。汉代的立春之祭,朝廷令造土牛旨在劝民农耕。
在汉朝的宫廷祭祀中,用牛祭祀也要遵守严格的等级秩序。一般皇帝和诸侯祭祀时才可以用牛,以显尊贵的身份,诸侯以下的官员以及平民百姓都不可用牛祭祖,否则,会被视为僭越,论罪处罚。
作为地方官员的南阳郡守,立春祭祀“造土牛以劝农耕”,是合乎礼制的,所以就任命张景造土牛。
牛,在汉朝俨然被神化:“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升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牛成了一种力量、智慧、勤劳的象征,甚至成了农桑稼穑的守护神。
南北朝时,民间有剪春幡贴春符的习俗。
隋代,人们用彩绸或彩纸剪成像燕形或幡式的头饰叫戴春胜,亦称彩胜,彩胜上书“宜春”字样,走向田野迎春。
唐代,孔颖达:“命有司之官,大为难祭。……此时强阴既盛,年岁已终,阴若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人害。其时,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阴气,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唐代也造土牛送寒气。
宋代,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期,每年立春前一天,由开封、祥符两县将土塑的春牛置于开封府前。立春那天一大早,开封府的官员们举行鞭打春牛的仪式,然后将春牛送入皇宫,请皇帝鞭春。
百姓们剪绸或纸,绘制成小旗。戴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日来临。公卿之家更是镂刻金绘,加饰珠翠或金银,穷极工巧,相互馈赠。
苏轼的《减字木兰花·立春》中有“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些春牛、春杖、春幡也延续着立春祭俗。
辽代皇帝的迎春仪式承袭宋。《辽史•礼志•立春仪》:“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在向先帝御容进酒之后,“皇帝戴幡胜,等次赐幡胜”——君臣都戴上一种特制头饰,来到土牛跟前上香,“三奠酒”,教坊奏乐,主持仪式的大臣“跪进彩杖”,让皇帝拿着它鞭打土牛。皇帝打完了,再让大臣们做鞭打土牛。
元朝沿袭了辽金迎春的礼仪。据《析津志》记载,立春日到来之前,太史院奏某日得春,发文通知宛平、大兴两县,宛平县或大兴县负责塑造春牛和句芒神。立春前三天,主管天文历法和农业的官员与大都路的地方官员一道,将塑好的春牛和句芒神,迎到大都城中齐政楼之南,用香花灯烛祭祀。立春那天早晨,将春牛和句芒神送入宫中,供皇帝和公卿们“鞭春”。
明代北京城东直门外五里有春场。万历二十一年(1593),名叫谢杰的府尹在场内建了一座春亭。每年立春前一天,大京兆尹在这里举行迎春仪式:旗帜前导,后面跟着田家乐花会,然后是人抬着的句芒神亭和春牛台。芒神亭和春牛台后面,是骑着马的县官、地方有声望的老人、教书先生等,最后是府尹乘坐的轿子。“官皆衣朱簪花”,身穿红衣服,头上戴着花。浩浩荡荡的迎春队伍由春场出发,进入顺天府。
到了清代,立春当天,府县官员着公服,向句芒神行礼,然后用彩杖鞭打春牛三下,退,完成了迎春仪式。再由京兆的学子将春牛和句芒神抬进紫禁城,意思是告诉他们:春天到了。然后皇帝率太子、宰辅、诸王及各部官员,举行更高级别的鞭打春牛仪式。
古人每年一次的隆重迎春、鞭春、劝农仪式,蕴含着中华民族重视农业的传统,警示官民不要错过了农事,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桑稼穑,及时播种耕耘。
由此可见, 在我国已延续了三千年多年的立春祭祀,可谓“国之大祭”,而在“国之大祭”中的“土牛”可谓祭之重器。但以碑刻的形式记录这项历史大事的也只有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珍藏的这块《汉张景造土牛碑》,自古至今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块凝固的历史,石刻的史书。
现在知道《张景碑》有多珍贵了吧。
丁小琪 2022年11月27日夜于南阳桃李居
参考资料:
1.《史记》《汉书》《后汉书》《论衡》
2.汉代“牛”是如何推动生产与祭祀文化发展的
3.大明文史 / 文:“牛,祭天尊物也”
4.四季之始在立春(陈梦溪 /编 2022-02-03北京日报)
5.敦煌研究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相关信息
5.宗和/文:鉴赏|古书画中的春色与礼俗中的立春之祀(澎湃新闻)
6.文化影响力/文:南阳汉代《张景碑》:出土较晚,名气不减;字数不多,价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