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草庐图》

诗人 唐寅朝代 明代体裁 无

草庐三顾屈英雄，慷慨南阳起卧龙。
鼎足未安星又陨，阵图留与浪涛春。

 1.《黄陵庙碑》斧凿刀刻铿锵响，诸葛孔明首称躬耕在南阳

   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师入蜀时，走到宜昌夷陵，见“黄牛祠”残破不堪，诸葛亮感其”旧庙废去，使人太息”，于是出资修复整建。诸葛亮亲自撰写了一篇《黄牛庙记》，命石匠镌刻于碑石上，并亲手种下铁树留作纪念。常言道：千年铁树开了花。据景区工作人员讲， 近二十年来，这棵铁树多次开花。

   据《宜昌府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三峡一带即流传有黄牛神助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黄牛祠即是那时的人们为祭祀黄牛神和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德所建，称黄牛庙。

  黄牛祠又称黄陵庙，黄牛庙，黄牛灵应庙。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座落于长江西陵峡南岸的黄牛岩山麓，下距长江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35公里，上距世界第一水电高坝——三峡大坝7公里。

    诸葛亮撰文的《黄牛庙碑》至今尚存，成了黄陵庙中最珍贵的文物。2006年，"黄陵庙"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诸葛亮撰写《 黄牛庙记》：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顺遵其道。呜呼，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鹿峰峦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影]现焉，鬓发须眉，冠裳宛然，如采画者，前竖一旗旌，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貌，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功”。

  《黄牛庙碑》拓片如下：

    诸葛亮在《 黄牛庙记》第一句就说出了“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这是《出师表》之外见到的又一次诸葛亮亲述的“躬耕南阳”之说。按时间顺序推算，诸葛亮这时正率军入川，远《出师表》之前，这应该是有据可查的史料中诸葛亮第一次“躬耕南阳”。    

丁小琪收藏的诸葛亮撰文的《黄牛庙碑》拓片

3.东晋顾和与方城拐河碑刻

马庆赐 马俊英《方城晋刻石碑及“躬耕歌”》

《躬耕歌》共30句、151个字，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 [1] 

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摘要：

河南省方城县拐河镇高中的墙壁上 ,现镶存有画像石碑一通.依其落款 ,当为东晋刻石 ,该碑高 1米许 ,宽0 5米许.碑的上半部刻有《躬耕歌》一首 ,原文及落款如下 :诸葛武侯躬耕歌 :射耕南亩乐如何 ,吃也靠着 ,穿也靠着勤耕粪多做生活 ,麦也添多 ,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 ,丰也不错 ,凶也不错浪荡嫖风与赌博 ,家也消磨 ,产也消磨乞求邻家借升合 ,张也推拖 ,李也推拖赤手空拳泪如梭 ,妻也不乐 ,子也不乐一家饥寒可奈何 ,冻也忍着 ,饿也忍着亲朋看见无人作 ,你也改过 ,他也改过沾体涂足甚快乐 ,吃也在我 ,穿也在我不向别人借升合 ,那怕他张推拖 ,李推拖 (楷书 )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

《晋书》记载
“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和议以为车驾宜亲行。帝从之，皆躬亲行礼。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物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
“寻朝议以端右之副不宜处外，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
“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顾）和，起为尚书令，遣散骑郎喻旨。……（顾）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可见晋康帝刚即位时，顾和当过两天尚书仆射，不久后“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然后为母守孝去职，守孝期满就任尚书令。尚书令是尚书台正职官，尚书仆射是副职，两者差别明显。
而“永和”是晋康帝儿子晋穆帝的年号。根据《晋书》“永和七年，（顾和）以疾笃辞位，拜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尚书令如故。”可见一直到永和七年辞职，顾和一直是“尚书令如故”。那么问题来了，早已身为尚书令的顾和为什么在永和三年的所谓《躬耕歌》中还自称尚书仆射?难道顾和连自己的官职都搞不清楚吗？

诸葛亮在《黄陵庙记》中自述在南阳躬耕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州，船队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又自述：“仆躬耕南阳之庙，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语出自《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这一段话同主证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可靠证据。

主证三：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风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主证四：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顾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

主证五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原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祠，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先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为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便利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来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主证之六 ：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祭祀诸葛亮。为此，李兴撰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鼙鼓而永思，庶先哲之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活动的。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汉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在沔南的襄阳故宅。

主证之七： 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州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州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主证之八： 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是一条极重要的主证材料。汉末，刘备开始无立足之地，从东吴借得荆州，当时军需很困难，因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十年，人际关系有所熟悉，于是，由诸葛亮担保，从南阳晁氏贷钱千万，以应急需。当时打的借条，至宋代仍然保存着。

主证之九 ：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东临沂坊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于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于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说：“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从《诸葛氏宗谱》看，诸葛亮系山东琅琊郡阳度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汉文帝追封为诸县侯，所以人们称他们为“诸葛”。久而久之，就习惯以为复姓了。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诸葛瑾在东吴效力，弟诸葛均年少时，跟随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躬耕，自食其力。诸葛均年长后，诸葛亮就在南阳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为妻。 （推广家乡，义不容辞，版权归原作者）

  南阳说：
　　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证据
　　证据之一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面前闻名显达。先帝不嫌弃我身世我身世低贱，竟屈驾相访，向我征询天下大事，这使我很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诸葛亮在《黄陵庙记》中自述在南阳躬耕
　　证据之二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说了上述的那一段话，即“我在南阳躬耕着田地，承蒙先主刘备三顾草庐访我......”这一段话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最可靠的证据。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证据之三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证据之四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证据之五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证据之六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证据之七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慰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 。
　　证据之八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洲，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是一条极重要的主证材料。
　　汉末，刘备开始无立足之地，从东吴借得荆洲，当时军需很困难，因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十年，人际关系有所熟悉，于是，由诸葛亮担保，从南阳晁氏贷钱千万，以应急需。当时打的借条，至宋代仍然保存着。
　　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证据之九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东临沂访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从《诸葛宗谱》看，诸葛亮系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汉文帝追封为诸县侯，所以人们称他们为“诸葛”，久而久之，就习用以为复姓了。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诸葛谨在东吴效力，弟诸葛均年少时，跟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躬耕，自食其力。诸葛均年长后，诸葛亮就在南阳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为妻。
　　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4.东晋王隐的《蜀记》把“隆中”第一次叫响

   东晋人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毫无疑问，王隐《蜀记》所使用的史料，来自西晋李兴所撰的《祭诸葛丞相碑文》和《晋书 列传》刘弘、李密、李兴等相关信息。无论如何，王隐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的史家。南阳卧龙岗别称“隆中”在东晋正式被载入史册。王隐把“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中的“隆山”的“隆”和卧龙岗的地形地貌“宛，中隆”中的“中隆”折中、浓缩、组合使用，创造了个新词：“隆中”。王隐折中浓缩创意组合的这个南阳卧龙岗的别称“隆中”，在以后频繁地出现在元明清南阳地方志和卧龙岗碑林的石刻中，就像其它一些使用着方便顺手的汉语词汇一样，被后世使用开了。

4.东晋民史学家习凿齿把“隆中”一词发扬光大，引起千年躬耕地之争

   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东晋习凿齿被荆州刺史桓温任为荥阳太守。德高望重的民史学家在《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这和司马迁《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是完全吻合的。

   接下来，习凿齿又在《汉晋春秋》所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依据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的记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当然还是指的汉水以北的南阳，人家写得清清楚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并没有说“亮家”在襄阳啊。“亮家”既然在南阳邓县，就是在谁的城西多少里，也改变不了“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这个前冠定语，“号曰隆中”，那不正是王隐《蜀记》中的“隆中”一回事吗？顶多是在距离方位上措辞不当。

   习凿齿通过毕生的努力写下的两部巨著《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为世人夯实了两个史实真相：

  （1）“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

  （2）“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习凿齿这句话的主谓宾很准确分明，主语是中心词“南阳”，谓语是“号曰”，宾语是“隆中”。从修辞学上讲，没有一点问题，人家把问题的主谓宾说得很清楚，与那个修饰语补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没有半毛关系。襄阳人却抓住毫毛打滴溜，居然还打了近千年。这就看到没文化有多厉害。

   至此，东晋和西晋所有关于诸葛亮更耕地南阳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史料记载已经从《三国志》“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连续起来，这是史学界有序的传承，这条历史线索一直没有断。感谢习凿齿先生把西晋至东晋的有关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史料有效地延续下来。

    那些鸠占鹊巢、指鹿为马、鸡鸣狗盗之徒，历来是被世人嘲笑和唾弃的。

5.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诏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1）诸葛亮躬耕地南朝有最权威的记载

    宋文帝刘义隆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第二十二世孙，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经历了长久的战乱，已经一二百年没有见到的大汉旗帜在刘裕手中又高高擎起，得到了汉族同胞们的大力支持。420年7月10日，刘裕废了傀儡皇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代晋建宋，定都健康。大汉的气脉断断续续地在历史长河中闯过无数激流险滩，几乎奄奄一息却又死而复生，刘氏的大汉江山终于在南朝拐了个弯，起死回生，又回到了刘裕手中。这就是宋武帝的南朝刘宋。424年8月，刘裕之子刘义隆即帝位史称宋文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宋文帝刘义隆是大汉刘氏子孙，他的政治主张当然是维护大汉的文化传承。宋文帝即位后不久，就让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完善三国历史，他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过于简略。裴松之旁征博引，采诸家之论以辨别是非，博众家之长以补缺空，，他的注文引用史书200多种，比原文还多出三倍，使很多佚失的魏晋古籍在他的注文中得以留存。书成之后，宋文帝称赞“这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在裴松所注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P548页第四自然段，醒目地记载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引经据典精心批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在此段没做任何注解，足见“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天下人人尽皆知、晓畅明白、不存争议的地名称谓。

   诸葛亮躬耕地的史料在南朝也没有断代，裴松所注的《三国志》高规格现世，因细致入微、公平公正、多角度、多维度、多层面的注解批释，传承逾千年，依然被后世史学界称赞。

6.北朝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关于“隆山”的记载也为南阳诸葛躬耕地验身正名

   郦道元《水经注· 卷二十九》“比水”条目（第229页）明确地记载着“隆山”的具体方位：“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

   感谢裴松之和郦道元，把有关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史料在南北朝有效地延续下来，诸葛亮躬耕地南阳卧龙岗在汉水以北，站在海拔380多米高的湖阳隆山向西遥望，就可以远远地望见了。

 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第二十一世孙刘裕，正值少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有勇有谋，蓄势雄起。在桓玄篡晋时，刘裕一举击败桓玄，迎东晋安帝司马德复位有功，而官至车骑将军等要职，执掌了东晋大权。刘裕先后灭掉了南燕、镇压了南方的卢循起义、西攻谯纵收复巴蜀，又攻占了长安和洛阳。

南朝先后出现四个更始王朝：刘宋、南齐、南梁、南陈。与南朝同时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称为北朝，北朝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更始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这就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直到继承北周疆域的杨坚灭了南朝陈，建立隋，完成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大业，后世称隋朝。至此，南北朝对峙局面彻底结束。

我们先梳理一下南朝宋。

宋武帝刘裕在位不到三年就病逝了。

皇长子刘义符继位，这就是宋少帝。辅臣徐羡之、傅亮、谢晦为了控制朝廷，密谋废立，先后废了皇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又废了宋少帝刘义符，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为帝。

刘义隆就是宋文帝。徐

三、唐宋时期的诸葛亮躬耕南阳卧龙岗史料荟萃

   南北朝战乱频发，血流漂杵，民不聊生，相关史料极其匮乏。唐代是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的高峰期，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 

　  1.唐代的《诸葛庐碑》（赴均《金石林时地考》）载：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

   2.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

   3.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云：“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来从虎，时称卧龙。”

 4.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载：“南阳坚卧，待时而起。三顾虽然，群雄粗定。”

 5.沈迥的《武侯庙碑铭》曰：“伊昔 武侯，宛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

  6.胡曾的《南阳》诗也有“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

  7. 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外，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况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做《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耕。”而“卧龙”当指地名。
　　　　　　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是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南阳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有所扩展，南阳诸葛庐也随之名扬天下，

  8.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

    宋人坚持诸葛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

    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

9.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了

四、元明清时期

  1.元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如周伯琦的《南阳武侯庙》、崔某的《望卧龙岗有感》和元介翁的《隆中草庐歌》、凌如焕的《隆中草庐诗》等。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2.明代，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官修史书称襄阳隆中为孔明“尝隐”之地，襄阳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3.清代　
　　　　
　进入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有持明代学者观点的，有持两说共存的，也有持宛襄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
　　　　　　持明代学者观点，即草庐在南阳的则以顾祖禹的《读史书舆纪要》为代表。该书在卷５１《南阳府·南阳县》条下载：“卧龙岗在城西南七里，……相传孔明草庐在其内。”在卷９７《襄阳府·襄阳县》条下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而持两说并存的，当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该书卷２１０南阳府《古迹》中曰：“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但卷３４７襄阳府《古迹》又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清代除有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持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如张澍在《诸葛亮集·遗迹篇》中俱引《汉晋春秋》、《南雍州记》、《荆州图副》、《水经注》、《南阳府志》等有关文献后加按语道：“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岗在南阳府，亦失之。”众说不一观点的出现，使宛襄两地草庐之争不断升温，南阳也无疑对卧龙岗武侯祠继续扩建，而襄阳也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多次对明嘉靖四年重修的武侯祠进行大规模修葺。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虽认为南阳卧龙岗即“诸葛亮躬耕旧地”，诸葛亮是“抱膝此安居”，但他又撰书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顾氏意在平息争端，宁事息人。

　五、民国时期，

学者卢弼在２０年代所写的《三国志集解》中持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这对后来辞书中有关辞条的编写影响很大。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侧重于重大理论研究，对于诸葛草庐所在地问题未予关注。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形成了一桩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按照计划隔年“出台”一组，共分五组发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一组邮票在河南许昌举行了首发仪式。计划中的第二组邮票将于１９９０年发行，其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邮票。
　　　　　　１９８８年９月，邮票的设计者、山东画家陈全胜等对第二套邮票进行沿线旅行，写生采风，上南阳、下襄樊。当他们经宛时，南阳史学界的同志向其详细介绍了当年刘备在南阳三顾茅庐的发生经过、《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在南阳的大量依据，以及“襄阳说”的形成过程。建议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国家邮电、邮票发行部门转述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把两地都兼顾起来，把诸葛亮在南阳这一历史事实考虑进去。当时，邮票设计者对南阳方面给予的工作支持和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和理解，并表示在邮票的设计中以《三国演义》的描述为依据，南襄两地的有关纪念性建筑仅作参考，画稿中不出现在南阳或在襄阳的痕迹。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集邮》杂志上，发表了襄樊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称“三顾茅庐”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襄阳隆中”，《三国演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为襄阳隆中题写‘诸葛草庐’，而只为南阳卧龙岗题写‘武侯祠’。可见郭老对诸葛亮故居遗址性建筑和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是分得很清楚的。”
　　　　　　同年７月初，襄樊同志三上北京，向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再次反映情况。**襄樊市委办公室向国家邮票发行局上报了（１９８９）８号文件《关于１９９０年在襄樊举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报告》，称：“以邮票发行为主体”，“主题为‘襄樊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活动内容共九项，时间定于１９９０年４月。为配合邮票发行，襄樊方面又特地在隆中设立了邮政所。

　在此之前，有同志为了平衡其两地关系，建议将来的邮票发行部门可上午在南阳搞，下午去襄樊搞。但这个建议未被有关方面所接受。而此时的襄樊方面则着重关心的是出不出小型张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使小型张“隆中对”不更名而与“三顾茅庐”邮票同时发行的话，这实际就是对襄阳的认可。退一步讲，小型张不出而出一枚八分的“隆中对”邮票也是胜利，倘如此，南阳举行的首发仪式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诸葛亮故居归属已定，隆中对邮票能否起死回生》的标题下“向邮票发行部门发出呼吁：‘隆中对’是《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果三国系列邮票中未能反映这一重要内容，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这套邮票的价值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隆中对小型张能否起死回生，邮迷们仍抱着一线希望，伫候佳音。”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利在国家何必辨襄阳南阳——〈三国演义〉邮票引出的公案》一文，而该文的最后一句却是：“据最新消息：由陈全胜设计的‘隆中对’小型张已送北京邮票厂。”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全国邮电、集邮界及整个社会立刻产生反响。南阳方面认为：小型张不更名而发行的话那才将会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
　　　　　　１９９０年４月初，南阳同志三上北京，再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要求更名小型张的理由依据。南阳行署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１９９０）３６号《关于再次建议将“隆中对”小型张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南阳日报》发出邮电部门取消“隆中对”小型张的消息。１９９０年５月６日，由邮电部主办的《人民邮电》发表了邮总发言人的谈话：“三国邮票设计方案中，无‘隆中对’小型张，部分报刊上有关报道是失实的。”事实上“隆中对”小型张从未送进邮票厂，而是有人在利用新闻对社会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向国家邮票部门施加压力。
　　　　　　之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的发行日期为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首发仪式南襄两地均可自办。

就是汉水以北地形地貌古称“隆中”的南阳卧龙岗的。这是西晋代史料对南阳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记载。李兴是受刘弘之托到南阳卧龙岗祭祀诸葛亮的。

2.西晋王隐在《蜀记》里也记述了此事：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这个隆中在汉水北，可不是襄阳现隆中，襄阳隆中在汉水以南。汉水以北隆中的记载只有南阳卧龙岗."再次印证汉水南阳卧龙岗顾隆中.

3.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隆山”记载：“比水又西南，与南长、板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子伯姊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制作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古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蓼）也。”文中两次提到“隆山”今蓼山。

   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记载的“隆山”和西晋王隐的《蜀记》所记载的“隆山”链接起来了。这些记录虽然是零星的，但充分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卧龙岗即古称“隆中”在汉晋魏的史料记载中没有断代。

   中的“沔之阳”就是汉水以北也；沔，就是汉水；山南水北谓之“阳”，汉水以北的南阳唐河湖阳之“隆山”正和史料相吻合。“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就是登上海拔380多 米的隆山，正好可以遥望相去几十里的南阳盆地中间高高隆起的的卧龙岗，诸葛亮故居别称“隆中”。

   从下面的汉代地图上可清晰地看到南阳城边所标注的“隆山”。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碑文》里所说“隆山”既然在南阳城附近，又和南阳城古称“宛”的地形地貌“宛丘，中央隆起比较高的丘”相吻合，没有那座山更接近这个事实了。

    李兴，是川蜀汉臣李密之子，因受其父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也极为崇敬，他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李兴与陈寿是同学，都是川蜀人。陈寿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陈寿是诸葛亮死后第一个全面整理研究诸葛亮的西晋著名史学专家。刘弘让李兴给诸葛亮撰写碑文，除了李兴有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李兴因与陈寿的特殊关系，对诸葛亮相对更了解一些。

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然后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去镇压。永兴元年（304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赴南阳方城，经过反复交战，终于击败了张昌，逐步收复新野、宛城，评定了荆州叛乱。刘弘以镇南将军的身份都督荆州诸军。这时，李兴受罗尚派遣前来刘弘处求援。刘弘留任才子李兴为参军。当时刘弘正要为诸葛亮和羊叔子立碑碣，

 1.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所说的“隆山”与“隆中”什么关系

   刘弘和李兴为何到南阳祭祀诸葛亮？缘起一场特大的叛乱。

2.东晋王隐的《蜀记》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王隐的《蜀记》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史书关于南阳卧龙岗别称“隆中”在东晋被记载进入史册。很显然， 王隐的这一措辞是受到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之“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影响，而和卧龙岗的地貌折中使用浓缩出一个特殊词“隆中”。在此之前，还没有哪本史书把“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中的“隆山”和卧龙岗的地形地貌“宛，中隆”折中浓缩使用称之为“隆中”的。 王隐折中浓缩创意组合的这个南阳卧龙岗的别称“隆中”，以后频繁地出现在元明清南阳地方志和碑刻祭文中。

3.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东晋习凿齿先生被荆州刺史桓温任为荥阳太守，真伪德高望重的民史学家在《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这和司马迁《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所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当然还是指的南阳诸葛亮躬耕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说的清清楚楚是南阳之邓县，人家并没有说别处啊，当然指的就是汉水以北的南阳，“号曰隆中”，那不正是王隐《蜀记》中的“隆中”吗？

   至此，所有关于诸葛亮更耕地南阳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史料记载已经连续起来，这是史学的连续传承，并没有断线啊。感谢习凿齿先生把西晋-东晋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史料有效地延续下来。习凿齿通过毕生的努力写下的两部巨著《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为世人夯实了一个史实真相：“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可以这么说吧，习凿齿先生通过史料补遗的手法把《三国志》“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躬耕信息在东晋得以有效的延续。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首先肯定了诸葛亮家在南阳，然后又说出了南阳卧龙岗的别称“隆中”，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可惜，他把距离说错了，引起了南襄之争，功过相抵。

　三、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 

　  1.唐代的《诸葛庐碑》（赴均《金石林时地考》）载：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

   2.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

   3.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云：“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来从虎，时称卧龙。”

 4.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载：“南阳坚卧，待时而起。三顾虽然，群雄粗定。”

 5.沈迥的《武侯庙碑铭》曰：“伊昔 武侯，宛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

  6.胡曾的《南阳》诗也有“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

  7. 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外，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况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做《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耕。”而“卧龙”当指地名。
　　　　　　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是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南阳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有所扩展，南阳诸葛庐也随之名扬天下，

  8.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

    宋人坚持诸葛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

    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

9.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了

四、元明清时期

  1.元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如周伯琦的《南阳武侯庙》、崔某的《望卧龙岗有感》和元介翁的《隆中草庐歌》、凌如焕的《隆中草庐诗》等。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2.明代，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官修史书称襄阳隆中为孔明“尝隐”之地，襄阳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3.清代　
　　　　
　进入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有持明代学者观点的，有持两说共存的，也有持宛襄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
　　　　　　持明代学者观点，即草庐在南阳的则以顾祖禹的《读史书舆纪要》为代表。该书在卷５１《南阳府·南阳县》条下载：“卧龙岗在城西南七里，……相传孔明草庐在其内。”在卷９７《襄阳府·襄阳县》条下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而持两说并存的，当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该书卷２１０南阳府《古迹》中曰：“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但卷３４７襄阳府《古迹》又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清代除有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持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如张澍在《诸葛亮集·遗迹篇》中俱引《汉晋春秋》、《南雍州记》、《荆州图副》、《水经注》、《南阳府志》等有关文献后加按语道：“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岗在南阳府，亦失之。”众说不一观点的出现，使宛襄两地草庐之争不断升温，南阳也无疑对卧龙岗武侯祠继续扩建，而襄阳也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多次对明嘉靖四年重修的武侯祠进行大规模修葺。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虽认为南阳卧龙岗即“诸葛亮躬耕旧地”，诸葛亮是“抱膝此安居”，但他又撰书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顾氏意在平息争端，宁事息人。

　五、民国时期，

学者卢弼在２０年代所写的《三国志集解》中持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这对后来辞书中有关辞条的编写影响很大。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侧重于重大理论研究，对于诸葛草庐所在地问题未予关注。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形成了一桩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按照计划隔年“出台”一组，共分五组发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一组邮票在河南许昌举行了首发仪式。计划中的第二组邮票将于１９９０年发行，其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邮票。
　　　　　　１９８８年９月，邮票的设计者、山东画家陈全胜等对第二套邮票进行沿线旅行，写生采风，上南阳、下襄樊。当他们经宛时，南阳史学界的同志向其详细介绍了当年刘备在南阳三顾茅庐的发生经过、《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在南阳的大量依据，以及“襄阳说”的形成过程。建议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国家邮电、邮票发行部门转述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把两地都兼顾起来，把诸葛亮在南阳这一历史事实考虑进去。当时，邮票设计者对南阳方面给予的工作支持和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和理解，并表示在邮票的设计中以《三国演义》的描述为依据，南襄两地的有关纪念性建筑仅作参考，画稿中不出现在南阳或在襄阳的痕迹。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集邮》杂志上，发表了襄樊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称“三顾茅庐”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襄阳隆中”，《三国演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为襄阳隆中题写‘诸葛草庐’，而只为南阳卧龙岗题写‘武侯祠’。可见郭老对诸葛亮故居遗址性建筑和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是分得很清楚的。”
　　　　　　同年７月初，襄樊同志三上北京，向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再次反映情况。**襄樊市委办公室向国家邮票发行局上报了（１９８９）８号文件《关于１９９０年在襄樊举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报告》，称：“以邮票发行为主体”，“主题为‘襄樊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活动内容共九项，时间定于１９９０年４月。为配合邮票发行，襄樊方面又特地在隆中设立了邮政所。

　在此之前，有同志为了平衡其两地关系，建议将来的邮票发行部门可上午在南阳搞，下午去襄樊搞。但这个建议未被有关方面所接受。而此时的襄樊方面则着重关心的是出不出小型张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使小型张“隆中对”不更名而与“三顾茅庐”邮票同时发行的话，这实际就是对襄阳的认可。退一步讲，小型张不出而出一枚八分的“隆中对”邮票也是胜利，倘如此，南阳举行的首发仪式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诸葛亮故居归属已定，隆中对邮票能否起死回生》的标题下“向邮票发行部门发出呼吁：‘隆中对’是《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果三国系列邮票中未能反映这一重要内容，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这套邮票的价值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隆中对小型张能否起死回生，邮迷们仍抱着一线希望，伫候佳音。”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利在国家何必辨襄阳南阳——〈三国演义〉邮票引出的公案》一文，而该文的最后一句却是：“据最新消息：由陈全胜设计的‘隆中对’小型张已送北京邮票厂。”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全国邮电、集邮界及整个社会立刻产生反响。南阳方面认为：小型张不更名而发行的话那才将会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
　　　　　　１９９０年４月初，南阳同志三上北京，再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要求更名小型张的理由依据。南阳行署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１９９０）３６号《关于再次建议将“隆中对”小型张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南阳日报》发出邮电部门取消“隆中对”小型张的消息。１９９０年５月６日，由邮电部主办的《人民邮电》发表了邮总发言人的谈话：“三国邮票设计方案中，无‘隆中对’小型张，部分报刊上有关报道是失实的。”事实上“隆中对”小型张从未送进邮票厂，而是有人在利用新闻对社会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向国家邮票部门施加压力。
　　　　　　之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的发行日期为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首发仪式南襄两地均可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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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

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李兴，又名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与陈寿是同学，因受父亲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为人极为崇敬。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在陈寿是益州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诸葛亮病逝前一年（公元２３３年），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他是西晋著名史学专家。他在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除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外，还分别写道“（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陈寿《三国志》以“简洁可信”著称，他对诸葛亮自述的躬耕受三顾事实及地点未提出任何疑义，对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继陈寿之后，西晋时期涉及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的史料还有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

同年秋，张昌与西晋荆州刘弘部将陶侃苦战累日，兵败南逃下携山（今湖南岳阳东），次年被俘遇害。第二年八月，张昌兵败被擒被杀害。张昌领导的流民起义虽然失败，但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经济，加速了西晋王朝的崩溃。

（）西晋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夏收在望，地方官吏迫害前来就食的流民，义阳(今河南新野南)蛮族人张昌遂率领民众在安陆县石岩山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打败太守弓钦的军队，占领江夏郡城，缴获大批军资。张昌拥立山都县(治今湖北谷城东南)吏丘沈为天子，改其姓名为刘尼，冒称汉朝后代。起义军四面出击，数月间，控制了荆(治今湖北江陵)、江(治今江西九江西南)、徐(治今江苏徐州)、扬(治今江苏南京)、豫(治今安徽毫县)五州大部分地区，并在各地建立政权。同年秋，西晋荆州刺史刘弘，派南蛮长史陶侃率军进攻江夏郡。次年，张昌战败，退至下隽山(今湖南沅陵东北)，后被俘牺牲。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是晋元康六年(296年)至建兴三年(315年)，各族流民反抗西晋王朝的起义战争。

一、西晋时期末有人对诸葛亮躬耕地提出疑问，从陈寿到李兴皆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　　
　　　　 关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地所在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诸葛亮在汉中出师伐魏时上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是诸葛亮第一次透露自己二十多年前躬耕受三顾处是在南阳。由于这段文字出自诸葛亮上给皇帝的奏章中，其真实性不可怀疑，因此后世研究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者均视为最原始、最可信的材料。
　　　　　　在诸葛亮死后第一个全面整理研究诸葛亮者为西晋史官陈寿。陈寿是益州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诸葛亮病逝前一年（公元２３３年），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他是西晋著名史学专家。他在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除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外，还分别写道“（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陈寿《三国志》以“简洁可信”著称，他对诸葛亮自述的躬耕受三顾事实及地点未提出任何疑义，对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继陈寿之后，西晋时期涉及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的史料还有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李兴，又名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与陈寿是同学，因受父亲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为人极为崇敬。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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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东晋时期有关诸葛亮躬耕受三顾的记载模糊，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
　　　　　　东汉时，“南阳”是郡名，又是郡治宛县的代称。因此，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南阳”既可理解为南阳郡，也可理解为宛县，将前面刘弘在《祭诸葛丞相文》中提到的“沔之阳”“镇宛”中的“南阳”理解为宛县也是顺理成章的。东晋时涉及到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有关的文献是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但该文没有说明隆中的具体方位。而李兴“文”的“隆山”与王隐所说的“隆中”是否就是同一地名？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隐，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关于王隐著述的可信程度如何？《晋书·王隐传》是这样说的：“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这种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譬如《蜀记》中称“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而事实上李兴是从未出任过什么“太傅掾”的。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襄阳人习凿齿被荆州刺史桓温任为荥阳太守，他所著的《汉晋春秋》一书中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习氏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明确了隆中的方位，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二是指明了隆中的归属，为南阳郡邓县所辖。虽然这句话只言隆中为亮“家”，未指明即亮当年躬耕受三顾处，但后世一些学者常将此话作为亮“躬耕于南阳”的注解，争论也由此而始。
　　
　　
　　　三、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将亮“家”、“宅”明确即为躬耕地，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
　　　　　　继习凿齿之后，南北朝时期有不少记述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４３７年）盛弘之《荆州记》中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梁武帝普通四年至中文通二年（公元５２３年至公元５３０年）鲍至《南雍州记》中载：“隆中有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如果说以上诸史料包括习凿齿《汉晋春秋》在内只言襄阳隆中有亮“故宅”、“家”的话，而将这个“故宅”、“家”指明即孔明躬耕受三顾处者则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自此始，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然而遗憾的是，郦道元尽管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但就上述一段文字中，由于他显然是以王隐的《晋书》、《蜀记》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作为依据等原因，所以这则文献是漏洞百出，明显错误就有两处：一是《晋书：张昌传》等史料记载，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任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刘弘镇宛”，而不是“镇襄阳”。二是郦道元说：“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李兴（又名安）于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作《祭诸葛丞相文》，后６０余年当为晋废帝太得年间（公元３３６年至公元３７０年），整个东晋一朝根本无“永平”之年号。
　　　　　　在这一时期，也有人为了调和隆中在东汉时究竟属南郡或是属南阳郡这一关键问题，曾绞尽脑汁进行过一些设想，如刘宋时刘敬叔在《艺苑》中说：“南阳是襄阳虚名，非南阳郡也。”由于这是一种无视史实的随意发挥，故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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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2017-12-12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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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
　　　　　　唐代的《诸葛庐碑》（赴均《金石林时地考》）载：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云：“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来从虎，时称卧龙。”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载：“南阳坚卧，待时而起。三顾虽然，群雄粗定。”沈迥的《武侯庙碑铭》曰：“伊昔 武侯，宛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胡曾的《南阳》诗也有“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外，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况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做《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耕。”而“卧龙”当指地名。
　　　　　　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是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南阳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有所扩展，南阳诸葛庐也随之名扬天下，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
　　　　　　宋人坚持诸葛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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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2017-12-12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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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元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如周伯琦的《南阳武侯庙》、崔某的《望卧龙岗有感》和元介翁的《隆中草庐歌》、凌如焕的《隆中草庐诗》等。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六、明代，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官修史书称襄阳隆中为孔明“尝隐”之地，襄阳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七、进入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有持明代学者观点的，有持两说共存的，也有持宛襄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
　　　　　　持明代学者观点，即草庐在南阳的则以顾祖禹的《读史书舆纪要》为代表。该书在卷５１《南阳府·南阳县》条下载：“卧龙岗在城西南七里，……相传孔明草庐在其内。”在卷９７《襄阳府·襄阳县》条下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而持两说并存的，当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该书卷２１０南阳府《古迹》中曰：“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但卷３４７襄阳府《古迹》又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清代除有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持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如张澍在《诸葛亮集·遗迹篇》中俱引《汉晋春秋》、《南雍州记》、《荆州图副》、《水经注》、《南阳府志》等有关文献后加按语道：“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岗在南阳府，亦失之。”众说不一观点的出现，使宛襄两地草庐之争不断升温，南阳也无疑对卧龙岗武侯祠继续扩建，而襄阳也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多次对明嘉靖四年重修的武侯祠进行大规模修葺。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虽认为南阳卧龙岗即“诸葛亮躬耕旧地”，诸葛亮是“抱膝此安居”，但他又撰书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顾氏意在平息争端，宁事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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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2017-12-12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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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民国时期，学者卢弼在２０年代所写的《三国志集解》中持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这对后来辞书中有关辞条的编写影响很大。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侧重于重大理论研究，对于诸葛草庐所在地问题未予关注。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形成了一桩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按照计划隔年“出台”一组，共分五组发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一组邮票在河南许昌举行了首发仪式。计划中的第二组邮票将于１９９０年发行，其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邮票。
　　　　　　１９８８年９月，邮票的设计者、山东画家陈全胜等对第二套邮票进行沿线旅行，写生采风，上南阳、下襄樊。当他们经宛时，南阳史学界的同志向其详细介绍了当年刘备在南阳三顾茅庐的发生经过、《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在南阳的大量依据，以及“襄阳说”的形成过程。建议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国家邮电、邮票发行部门转述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把两地都兼顾起来，把诸葛亮在南阳这一历史事实考虑进去。当时，邮票设计者对南阳方面给予的工作支持和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和理解，并表示在邮票的设计中以《三国演义》的描述为依据，南襄两地的有关纪念性建筑仅作参考，画稿中不出现在南阳或在襄阳的痕迹。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集邮》杂志上，发表了襄樊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称“三顾茅庐”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襄阳隆中”，《三国演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为襄阳隆中题写‘诸葛草庐’，而只为南阳卧龙岗题写‘武侯祠’。可见郭老对诸葛亮故居遗址性建筑和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是分得很清楚的。”
　　　　　　同年７月初，襄樊同志三上北京，向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再次反映情况。**襄樊市委办公室向国家邮票发行局上报了（１９８９）８号文件《关于１９９０年在襄樊举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报告》，称：“以邮票发行为主体”，“主题为‘襄樊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活动内容共九项，时间定于１９９０年４月。为配合邮票发行，襄樊方面又特地在隆中设立了邮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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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2017-12-12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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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邮票设计者进行了工作汇报并表述了希望后的南阳方面，半年后猝见《集邮》杂志上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失实之处，也预感到了问题的复杂。
　　　　　　１９８９年７月中旬，国家邮票发行局、集邮公司等单位的有关同志接待并听取了南阳同志的情况汇报：诸葛草庐在南阳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三顾茅庐”邮票的首发式若只在襄樊举行，这无疑将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误解，并会对人们产生影响。而襄樊文章称第二组邮票中包括一枚小型张“隆中对”与事实不符，因为原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若认为应增加小型张的话，应将“隆中对”更名为“草庐对”以符合诸葛亮自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至于将郭沫若的墨迹作为襄阳说的依据更是错误，因为郭沫若生前不仅于１９５９年为南阳题写“武侯祠”，而且在１９７３年又特为南阳卧龙岗题写了“诸葛草庐”。国家邮票发行局、集邮总公司的同志对南阳同志情况汇报表示理解，但答复：首发式在哪里举行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确地记载着“隆山”的具体方位：“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

（3）

东汉地图上的南阳隆山，襄阳阿头山

   正如“南阳”和“宛城”互指互代尽人皆知一样，“卧龙岗”和其别称“隆中”互指互代也是尽人皆知的史实，“隆中”一词在元明清南阳地方志和卧龙岗古碑刻祭文中出现频率很高，随处可见，垂手可得。

2. 元明清时期各类史料关于南阳卧龙岗及别称“隆中”的记载

  下面是元明清时期各类史料关于南阳卧龙岗及别称“隆中”的记载。

（1）《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

   该碑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河南布政司抚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参政许复礼，向钦差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蒋曙正式建议，为南阳武侯祠奏请敕赐庙额祭文及春秋二祭日期。“敕赐”，就是皇帝的诏令。檄文中有“此亦隆中地也。”字样。 此碑规格极高。请敕呈文如下 ：

 “照得南阳郡城西南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岗上有草庐故居，庐前有忠武侯庙，庙中塑像纶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书院故址。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节，自唐宋以来，乡人立祠祀之，血食有年。西北有紫山，相去三十里，乃庞士元隐居之所。传所谓伏龙、凤雏，正在于此，此亦隆中地也。......”（注：“照得”是公文用语，有据报据查之意。）

   呈文中详细记录了明世宗为南阳武侯祠敕赐门额“忠武”与祭品、祭祀日期等详细资料，并明确规定每年春秋二祭武侯的庙规。春祭为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秋祭为每年八月二十八。祭品为猪一口、羊一羫（宰杀过的羊或小牛）、鱼醢（肉酱）、肉醢、菹菜（酸菜）共五品；米面食共五品；果子五品；香一炷，烛一对，帛一段，酒两瓶。并颁汉丞相诸葛忠武侯春秋祭文，敕令南阳府遣本府官员按期致祭，各地遂尊此规而祭之。由此可见，明代帝王官方对南阳武侯祠的重视程度，也充分体现了南阳武侯祠在全国诸多武侯祠中独具的尊贵显赫的地位。

   明世宗确认南阳卧龙岗“实为亮藏修发迹之所”，曾亲自阅览并作了指示，之后又经当时的礼部、祠祭清吏司和翰林院的有关部门的审核、撰文等诸多程序，最后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形成《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    

（2）明世宗皇帝谴驸马都尉邬景和到卧龙岗谕祭诸葛亮

    1539年3月8日，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迎来了有史以来一场举世瞩目的“国祭”，明朝世宗皇帝朱厚熜派谴驸马都尉邬景和到卧龙岗谕祭诸葛亮（谕：皇帝的手谕），祭文的第一句就是：“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这九个字说出了两个重要内容：一者诸葛亮躬耕养居在南阳卧龙岗“隆中”，二者此地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之地。驸马都尉邬景和谕祭诸葛亮的碑文《祭诸葛武侯文》如下：

“嘉靖已亥三月八日，大明皇帝遣驸马都尉邬景和，谕祭于汉武侯诸葛亮曰：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戮力王室，待二表乃行。观其褫孟德，走仲达，孔明其人豪也与。惜乎！将星陨地，中道而殂，汉遂不振，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表忠有祠，遗祭有仪。灵爽不昧，尚其歆之。

   明世宗钦定颁布《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后，源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春秋二祭，全国各地争相效仿，随即风行全国，成为全国众多武侯祠堂及诸葛亮后裔，缅怀和拜祭诸葛亮的法定日期。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刻

（3）明朝叶桂章在《武侯记》碑刻

   明朝忠君爱国、为官禀直方正的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叶桂章在《武侯记》碑刻中这样说：“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侯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翰林院大学士叶桂章清楚地说出了南阳卧龙岗地貌和称谓“中岗隆起，故曰隆中”。这都是刻在石头上永久定格的千古青史。

（4） 明代赵均《金石林时地考》

   明代金石家赵均在《金石林时地考》中这样记载：“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

（5） 清代徐学谟《游隆中记》

   躬耕地之争已经持续几百年了，到清代几乎进入白热化程度，据清代徐学谟《游隆中记》所说，当时，南阳和襄阳都有“隆中”：

 “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一]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以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

（6）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城汇编 · 职方典》

   清代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方城汇编 · 职方典》所载：“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甫......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有庵焉，曰诸葛；有井焉，盖公尝汲而饮者；有祠焉，惟忠武侯，丁汉之际，愍汉之疆，瓜分鼎对峙，奋起隆中......卧龙之冈，实公旧庐，昔有祠宇，久焉蓁芜......"对诸葛亮当年躬耕隐居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做了详尽的说明。

    以上这些资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南阳城西的卧龙岗因为“隆起之中”也曾普遍被人称为“隆中”。南阳卧龙岗几百通碑刻匾额，见证着诸葛耕地的辉煌历史。

   综上所述，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 从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史料记载基本没断过代。诸葛亮躬耕地和故居寓居有本质上的区别。国家正史对此有非常准确说法：陈寿《三国志》记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寓居襄阳。如果是有良知的史学家、文化学者，都会遵循国家正史的记载，严格从史学角度去实事求是地研究考证，就不会有“指鹿为马”“移花接木”“鸠占鹊巢”躬耕地之争了。为了地域利益而对史料无底线地奸淫篡改、臆造克隆的可耻行径，将给后世留下笑柄而遗臭万年。

尚未最后决定，而“隆中对”小型张不可能取消，因为这是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而增加的，现在图稿已经出来了，改名也是不可能的。对此，南阳同志表示不解，认为，既然原定计划都可以调整、增加，而增加后的小型张在不动图稿的情况下仅更改一下名称使南阳说和襄阳说都能接受为何不可？

　　　　　　关于增加“隆中对”小型张的情况，邮票设计者陈全胜是这样说的：我接受设计《三国》系列邮票任务时，邮票发行局的领导明确交代说《三国》系列邮票的选题计划是不可改动的，但设计创作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作一些调整、改动……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作了一些改动……，第二组增加一种小型张“隆中对”。
　　　　　　１９８９年９月，南阳同志二上北京，落实有关情况。南阳行署根据邮电及史学界的建议，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１９８９）１４２号《关于一九九零年在南阳举办〈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的请示》和宛署（１９８９）１４３号《关于建议将“隆中对”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前者包括举行南阳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举办南阳诸葛庐首届学术讨论会等十项内容，后者指出：“邮票的名字问题，不仅涉及到诸葛亮研究的学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历史文化名城南阳的地位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诸葛亮躬耕在南阳，居草庐之中，三顾茅庐根本不发生在襄阳隆中。”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集邮》杂志１０月号上，发表了持南阳说的《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针对襄樊同志文章中的不实之词给以反驳，另一方面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草庐”在南阳，其中包括１９７５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东汉时今隆中之地属南郡而不属南阳郡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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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2017-12-12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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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由邮票引发的南襄两地“草庐”之争等一系列问题在全国彻底公开化。
　　　　　　现实问题因触及了历史悬案而受到麻烦，有同志认为，要想使邮票问题顺利解决，应迅速对历史疑案结论。于是襄樊有关方面全力以赴，先后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６日、１３日，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５日，同年４月１４日分别在武汉、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召集有关人士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座谈会。其“结论”均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其中在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５日的上海会议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发表了“声明”，说１９７５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有关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是有差错的，以后再版时要修改”。谭还为襄樊方面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襄樊方面旋将题词悬挂于隆中武侯祠。对于襄樊同志组织的上述一系列“论证”活动，国内外有数十家报刊杂志对会议及其“结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转摘。一时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全国沸沸扬扬。
　　　　 　由于邮票发行的问题，使南阳说与襄阳说“剑拔驽张”。给邮票发行部门列出了一道难解的“方程式”……两者的文物、宣传、邮电部门都卷入了这场论争。
　　　　 　其实，新一轮史学论争此前数年已经开始。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确定了“草庐”的真迹，那无疑可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也具有更大的旅游价值。同时对于史学界来说，它本身就是一桩久悬未决的历史疑案。自改革开放后，已有零星争论文章见诸报端。
　　　　 　　时间很快临近襄樊方面拟定的邮票发行期——１９９０年４月。２月，襄樊同志四上北京，带去了“专家论证结果”，中国邮票总公司（包括原发行总局）的答复是：“三顾茅庐”和“隆中对”本是个“门里门外”的事，发不发“隆中对”对首发式没有影响。３月，襄樊同志五上北京，晋见邮电部领导，要求“发行隆中对”小型张。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隆中对”小型张不会出了，理由是前一套《水浒》也只有一枚小型张。同时指出：发行一套邮票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受牵制，是不正常的。襄樊同志又提出：能否只出一枚八分的“隆中对”邮票？回答是：这组系列邮票没有５枚的例子，况且增加一枚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至于发行式，南阳可以搞，襄樊也可以搞，北京要搞，也不能说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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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南阳地图

  《三国志•诸葛亮传》引注“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西晋王隐的《蜀记》成书于西晋末年，距诸葛亮的三国时代甚近，其中记录了西晋人李兴曾“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最早关于南阳古称“隆中”与的“隆山”的相关信息的重要史料记载。

            李兴《祭诸葛丞相文》又名《诸葛亮故宅铭》原文如下：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於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於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徵。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於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郑，教美於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馀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於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其识诸!"

    李兴的祭文夯实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第一锤。据诸葛亮及三国文化研究者马良和石小生先生于2015年9月专程到南阳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实地考察，根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所记载的“隆山”与“比水”、“湖阳”和“石虎山”等地标的方位比对关系，确凿无误地得出结论：今天的湖阳“蓼山”就是《水经注》中的“隆山”，一个铁定事实是“隆山”的准确方位正是位于“沔之阳”，即汉水以北。

    李兴《祭诸葛丞相碑文》中的“沔之阳”就是汉水以北也；沔，就是汉水；山南水北谓之“阳”，汉水以北的南阳唐河湖阳之“隆山”正和史料相吻合。“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就是登上海拔380多米的隆山，正好可以遥望相去几十里的南阳盆地中间高高隆起的的卧龙岗，诸葛亮故居别称“隆中”。

   从下面的汉代地图上可清晰地看到南阳城边所标注的“隆山”。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碑文》里所说“隆山”既然在南阳城附近，又和南阳城古称“宛”的地形地貌“宛丘，中央隆起比较高的丘”相吻合，没有那座山更接近这个事实了。

   史实是在不断的推理考辩中逐渐现出真面目的。在你没有挖掘出考古实证之前，我的论点就是正确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引注“蜀记”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碑文》中所说的登“隆山”远望的诸葛之故乡，就是汉水以北地形地貌古称“隆中”的南阳卧龙岗的。这是西晋代史料对南阳卧龙岗和别称“隆中”的记载。李兴是受刘弘之托到南阳卧龙岗祭祀诸葛亮的。

2.西晋王隐在《蜀记》里也记述了此事：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这个隆中在汉水北，可不是襄阳现隆中，襄阳隆中在汉水以南。汉水以北隆中的记载只有南阳卧龙岗."再次印证汉水南阳卧龙岗顾隆中.

3.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隆山”记载：“比水又西南，与南长、板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子伯姊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制作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古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蓼）也。”文中两次提到“隆山”今蓼山。

   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记载的“隆山”和西晋王隐的《蜀记》所记载的“隆山”链接起来了。这些记录虽然是零星的，但充分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卧龙岗即古称“隆中”在汉晋魏的史料记载中没有断代。

三、唐宋关于南阳卧龙岗的史料记载

 1.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幅南宋画家李迪的《三顾图》，立轴，绢本设色，82.5×175.7cm。构思精妙，功力深湛，雄伟处动人心魄。李迪是我国两宋时期花鸟画家中杰出的代表。

   画面顶部有清晰的题跋。诗塘41.1×175.7cm。画面描绘的正是家喻户晓的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的故事，见下图题跋：

“天下一统称泰康，龙兴汉祚追虞唐。雄材文武两兼贯。弢光晦迹耕南阳。有田足优养草庐，深幽道心长诸书。韬略日披探山水，林塘乐清赏一朝。先主擧义兵就见，卑礼情议何其诚。......”落款人是明朝翰林学士方孝孺，这幅宋代画作极有可能被方孝孺收藏过。

   “弢光晦迹耕南阳。有田足优养草庐”说得清清楚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所居之所叫草庐。这幅宋代画作和题跋也泄露出一个史实，那就是无论宋代还是明代，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卧龙岗，所居之处叫诸葛草庐，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地，草庐对的诞生地，这是儒家官宦、民间百姓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史实。

 2.据明代何宇度的《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此证是史料证史料，但也印证了宋代史料所记载的关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重要细节。

老版繁体字《益部谈资》

   这条史料映射出诸葛亮在南阳社交圈巨大的人格魅力，更体现了诸葛亮自始至终都对昭烈皇帝刘备赤胆忠诚。刘备当初屯兵新野时，粮草匮乏，军费不足。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为帮助刘备又回到南阳，向南阳好友晁家贷款千万资助刘备。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居住十年，人际关系非常好，晁家是南阳的富豪，晁民和诸葛亮关系很铁，所以，就由诸葛亮立据作保，贷款千万为刘备筹募军需。这张借条一直留存到宋代。

   那么，南阳晁家何许人也？据《史记·晁错传·索隐》上记载：“晁氏出南阳，今西鄂晁氏之后也”。司马迁在此明确的指出了晁姓起源于西鄂，西鄂即今天南阳北部的石桥镇。另据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皇览》记载载：魏文帝曹丕时“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丛，凡千余篇”。其中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由此可以推断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西鄂，并葬于此。“朝”通“晁”，其后代子孙遂以“晁”为姓。《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景王家族的始祖源于姬姓王族。周景王的儿子王子朝，或是卫国大夫史晁（又作史鼌）之后。近期南阳石桥一代发掘的古墓更坐实了王子朝奔楚的传说。王子朝带着周朝的典籍逃到楚国。南阳是古楚国故都丹阳所在地。王子朝的子孙后代在南阳并以朝为姓，称为朝氏。“晁”“鼌”“朝”都是古代的音同意通的通假字。再 据《鼠璞》上记载，晁姓是由朝姓演变来的。 

   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史料，逐渐梳理出一条脉络，《益部谈资》所说的南阳富豪晁氏极有可能是王子朝的后代，那也就是西汉丞相晁错的后代，以祖名为氏，“朝”即“晁”。晁家，在西汉代因出了一位高官晁错而更加显赫。南阳晁家可谓王族贵胄，簪缨世家。

   何宇度的《益部谈资》的记载，充分说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线索在宋代也没有断代。

四、元明清史料关于南阳卧龙岗及别称“隆中”的史料记载

    南阳卧龙岗古代别称“隆中”，这在卧龙岗遗存的碑林中随处可见，其中有一块规格极高的碑刻《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敕赐”，就是皇帝的诏令。檄文中有“此亦隆中地也。”字样。

    该碑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河南布政司抚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参政许复礼，向钦差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蒋曙正式建议，为南阳武侯祠奏请敕赐庙额祭文及春秋二祭日期。请敕呈文如下 ：

 “照得南阳郡城西南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岗上有草庐故居，庐前有忠武侯庙，庙中塑像纶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书院故址。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节，自唐宋以来，乡人立祠祀之，血食有年。西北有紫山，相去三十里，乃庞士元隐居之所。传所谓伏龙、凤雏，正在于此，此亦隆中地也。......”（注：“照得”是公文用语，有据报据查之意。）

   呈文中详细记录了明世宗为南阳武侯祠敕赐门额“忠武”与祭品、祭祀日期及祭品的历史经过，并明确规定每年春秋二祭武侯的庙规。春祭为每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秋祭为每年八月二十八。祭品为猪一口、羊一羫（宰杀过的羊或小牛）、鱼醢（肉酱）、肉醢、菹菜（酸菜）共五品；米面食共五品；果子五品；香一炷，烛一对，帛一段，酒两瓶。并颁汉丞相诸葛忠武侯春秋祭文，敕令南阳府遣本府官员按期致祭，各地遂尊此规而祭之。由此可见，明代帝王官方对南阳武侯祠的重视程度，也充分体现了南阳武侯祠在全国诸多武侯祠中独具的尊贵显赫的地位。

   明世宗确认南阳卧龙岗“实为亮藏修发迹之所”，曾亲自阅览并作了指示，之后又经当时的礼部、祠祭清吏司和翰林院的有关部门的审核、撰文等诸多程序，最后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形成《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    

   1539年3月8日，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迎来了有史以来一场举世瞩目的“国祭”，明朝世宗皇帝派谴驸马都尉邬景和到卧龙岗谕祭诸葛亮（谕：皇帝的手谕），祭文的第一句就是：“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这九个字说出了两个重要内容：一者诸葛亮躬耕养居在南阳卧龙岗“隆中”，二者此地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之地。驸马都尉邬景和谕祭诸葛亮的碑文《祭诸葛武侯文》如下：

“嘉靖已亥三月八日，大明皇帝遣驸马都尉邬景和，谕祭于汉武侯诸葛亮曰：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戮力王室，待二表乃行。观其褫孟德，走仲达，孔明其人豪也与。惜乎！将星陨地，中道而殂，汉遂不振，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表忠有祠，遗祭有仪。灵爽不昧，尚其歆之。

   自明世宗钦定颁布《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后，源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春秋二祭，全国各地争相效仿，随即风行全国，成为全国众多武侯祠堂及诸葛亮后裔，缅怀和拜祭诸葛亮的法定日期。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三顾草庐图》

诗人 唐寅朝代 明代体裁 无

草庐三顾屈英雄，慷慨南阳起卧龙。
鼎足未安星又陨，阵图留与浪涛春。

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刻

   明朝忠君爱国、为官禀直方正的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叶桂章在《武侯记》碑刻中这样说：“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侯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翰林院大学士叶桂章清楚地说出了南阳卧龙岗地貌和称谓“中岗隆起，故曰隆中”。这都是刻在石头上永久定格的千古青史。

   明代金石家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中这样记载：“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

  南襄躬耕地之争已经持续几百年了，到清代几乎进入白热化程度，据清代徐学谟《游隆中记》所说，当时，南阳和襄阳都有“隆中”：

 “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一]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以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

   这些资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南阳城边的卧龙岗因为“隆起之中”也曾普遍被人称为“隆中”。

   清代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方城汇编 · 职方典》所载：“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甫......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有庵焉，曰诸葛；有井焉，盖公尝汲而饮者；有祠焉，惟忠武侯，丁汉之际，愍汉之疆，瓜分鼎对峙，奋起隆中......卧龙之冈，实公旧庐，昔有祠宇，久焉蓁芜......"对诸葛亮当年躬耕隐居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做了详尽的说明。

   诸葛亮躬耕隐居地在南阳卧龙岗，南阳卧龙岗内汉、晋、唐、宋、元、明、清的几百通碑刻匾额，见证着诸葛耕地的辉煌历史，专家学者们尽可一览以辩真伪。

五、国家园林建筑专家孙筱祥的文章反证襄阳子虚乌有假“隆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襄阳在规划筹建隆中景区的时候，曾让国家著名的园林设计建筑师孙筱祥写过《古隆中诸葛亮草庐及自然村模拟区规划设计构想》一文，发在《中国园林》1987第一期，文中说：“诸葛亮逝世至今，已有1750余年，关于他生平可靠的史料，只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和他本人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但关于他在隆中躬耕陇亩的十年隐居生活，都语焉不详，颇难深究......由此来看，关于隆中诸葛亮故居，如果需要修复和重建，其可靠文献记载和描述是不够详实的，依据是不足的。......一切诸葛亮故居的传说，至今提不出任何考古学证据。”

著名的园林设计建筑师孙筱祥

    孙筱祥先生是业内的学术权威，孙先生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1987年，襄阳着手筹建隆中景区时，让著名专家学者支招设计规划，专家们也找不到任何葛亮故居隆中的考古学证据。那篇文章的言外之意：国家正史只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出师表》中记载过诸葛亮的生活居住细节：“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不得不佩服襄阳人，厉害得很，几年以后，人家硬是无中生有、子虚乌有地建起了一座假隆中，还美其名曰“古隆中”。

       八十年代 襄阳隆中为筹建找不到史证而四处找专家求学者耗尽心计时，南阳诸葛亮躬耕地武候祠已在南阳卧龙岗雄居1700多年了，历史上第43次修复正在行中。

    所以，无论说起南阳诸葛躬耕地卧龙岗，还是说起卧龙岗地形地貌的别称隆中，襄阳都没有可以性，那真是天壤之别。

   襄阳古隆中最早出现在清代

六、先有南阳卧龙岗后有孔明诸葛亮

刘秀的传说

据《先贤传》记载：“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由此可知，诸葛亮“卧龙”的称号、司马德操“水镜”的称号、庞统“凤雏”的称号都是庞德公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形象符号，并非诸葛亮不知天高地厚自称“卧龙”。

参考资料：石小生《闲话诸葛共耕地》《三国志》

《尔雅》《中国园林》1987第一期

 马良《沔水之阳寻访唐河湖阳隆山》

丁小琪 2020年7月9日于南阳卧龙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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